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文／向鴻全

　　文壇超新星陳又津在其亮眼的第一部作品《少女忽必烈》（2014，印刻）後，旋即完成第二部作品《準台北人》（2015，印刻），相較於《少女忽必烈》的靈動、輕巧和屬於少女的慧黠，這部更像是作家的第一本書的作品（如果作家最初的創作都植根於關於家族、身世與成長記憶和經驗的話），因著關於「我的父親母親」的生命史漂浪史、以及我在這個成長環境中的種種記憶，而讓原初的耀眼光亮有了反差的陰影──但這些陰影卻是有溫度的，甚至讓作者的書寫變得更豐富而全面，因為透過作者的筆和心靈，帶著讀者探索並揭開那世代記憶的「抵達之謎」。

　　《準台北人》的主體為兩篇，分別是「鹹光餅的假期」和「甜蜜蜜」，也可以看作是兩篇分別書寫父親和母親的文字；父親是從大陸福建來的老兵，母親是從印尼遠嫁來台灣的外籍配偶，孩子是移民的新二代，和《準台北人》第三部分的附錄「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合而為一本書，一個家庭。《準台北人》以父親的死亡作為全書的起始，回溯並確認那些關於父親的生命經驗和記憶，在「鹹光餅的假期」裏，一種微弱卻清晰的聲音斷續出現：「你知道你爸爸撿破爛嗎？」這樣在城市的邊緣的畸零存在並無關乎階級，甚至作者將那句大人們無心且敷衍地回答孩子關於身世提問的答案「你是從垃圾堆撿來的」變成合法解釋，因為「垃圾堆本身就是被時光之流沖涮的淤積物」（p.99，〈垃圾堆〉），「而我打算一點一點撿回父親忘記了或不記的事，雖然這樣可能會撿到別人家的東西，但沒有關係，因為我曾經忘了很多東西，也同樣靠很多人幫我撿了回來」（p.109，〈重新橋下〉）。我認為〈重新橋下〉是整部書中極為精彩的一章，裡面雜糅了現實和幻影、夢境和記憶，把關於父親生命中所有的人物事都極細緻地融合在一起，作者像是個自由游走在任意的兩端－－包括生和死、寫實和虛構、極重極輕，搭建了魔術師般的舞臺，場景與布幕不斷更換，展現出作者魔幻的說故事的技藝，像極了電影「大智若魚」（Big Fish）裡那個極盡唬爛扯淡、讓他的孩子無從信任的父親，那些原以為是捏造瞎掰的故事情節，原來都是真實生活經驗的等比例放大，而包藏在事物核心的，其實是做為一個父親／兒子對彼此最真實的情感。

　　與作者父親同樣做為遷移者的母親，似乎更讓作者體會到在處於邉緣的觀察與戰鬥位置，包括移民者在新移入社會裡會遭遇到關於語言的、文化的、身份認同上的、以及種種來自生活細節的衝突和挑戰，在這個應該會是故鄉的地方，卻有著深沈的異鄉人的情緒；作者跟隨母親回到她的故鄉印尼，也似乎有著如奈波爾（V. S. Naipaul）回到故鄉印度所產生的那種「受傷」的心情──儘管這個受傷很輕微，「道路崎嶇不平，草地枯黃，公共建設停擺，下雨必定淹水，房屋牆面總留著一道水漬」（p.130，〈回家〉），雖然作者抱持著有距離的態度觀察母親的故鄉（那些關於印尼的客觀叙述是作者「上網看書查來的資料」p.128），但母親也是因為離開家鄉，來到異鄉的關係，才有機會重新觀照自己的身世，和原生文化可能存在的種種問題。

　　而做為附錄的「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如同作者在書末致謝所說，受到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的書寫形式啟發，以類似獨白的方式呈現發生在受訪者身上的故事，這種近乎報導文學的「非虛構」（non-fiction）形式與精神，讓作者在書寫自己的父親母親的故事的同時，將屬於個人與家族的生命史，接續並置放到更大的時代脈絡裡，試圖尋找到「新移民二代」的書寫位置，以及那種從邊緣觀察的位置。

　　如果讀者打算帶著白先勇的《台北人》的前理解來閱讀《準台北人》，或者作為某種閱讀的參照系統的話，那恐怕會獲得極衝突的感受，因為這些「準台北人」既不典型、也不菁英，缺乏可辨識的社會特徵，但這群「新移民」和「新移民二代」，在成長的某一天，終於可以因為認識了父親母親的故事，「然後吐出一段遙遠而迷幻的身世」。

　　就像陳又津，和這本迷幻而帶著淡淡哀傷的《準台北人》。

——顧玉玲

鹹光餅的假期 (摘錄)

文／陳又津

每次見他，他都問現在幾點了，好像這是一個固定的問候，比吃飯還重要。

「現在幾點了？」

「六點。」

「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母親把這個回答的機會給我，讓我跟他說兩句話也好。

雖然他床頭擺著一個從家裡帶來的時鐘，就跟我們以前住院的時候一樣。

但他似乎連放在他床頭的時鐘都無法轉頭看見了。──那是安養院裡面唯一一個屬於他的東西。他的西裝、領帶都不能帶來，也都用不上了。假牙放在床頭，但每天從喉嚨灌食沒有戴假牙的必要，不知道哪天開始連他的假牙都消失了。當然他撿的那些家具雜物都不能帶來，有空的時候我們就一天丟一點，一天丟一點。

父親和來看他的人關於時間的對話通常到此為止。

這時他會微微轉頭，看向白色的牆壁。

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繼續說話，老實說我也聽不太懂。

話語從那凹陷的嘴，咿咿嗚嗚，我必須透過母親的翻譯，才能知道他在問些什麼。某次他問了一個從未問過的問題，我不懂，母親也不懂，我們猜了很久，結果是──「讀書讀得好不好？」

好，當然好，好得不能再好。更具體地說是PR99的好，但父親可能不懂，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

後來他終於搞清楚我考上大學，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跟他溝通，他竟然下了一個勞師動眾的決定──要去郵局領錢給我，他要親手簽下提款單，當然是我填數字他簽名，因為他的手一直抖，沒辦法把數字填進格子裡面。

早知道應該留下那張提款單不去領錢才對。

後來他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大概忘了我已經考上大學，我說很好。

這時候他連瞳孔都變成銀色的了。

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一路從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從店鋪退守到家裡，最後撤退進自己的身體。

他從來不說自己吃過什麼苦，也沒有告訴他的孩子關於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還有他怎麼學會做餅。

父親的緘默使我無法想像他的身世，重建他所參與的戰役、硝煙的氣息，還有他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我能做的僅僅是，像母親說的「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在更廣大的歷史之中定位父親所在的座標。

無論這樣的測量有多麼浮動不穩定，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必然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著平凡的願望，希望戰爭結束、平安回家，還有成家立業。

只是當他想到要成為一個父親時，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時代沖散。第二次婚姻，他無法跨越族群或教養的隔閡。第三次婚姻，他終於有了一個孩子。如此一來，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繳了白卷。

「家」對父親而言，很可能是複數的概念。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一個是現代性的核心家庭，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古老家族。當他離開田地，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間，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後，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從此，他不曾再拿起鋤頭和鐮刀，在海上展開全新的生活。

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必須比那些在舊大陸已掌握權勢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現實的位置。父親毫不留戀，獨立於眷村和國宅之外，和建設公司交涉，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重新開始。

這個穿上西裝的賭徒，在青年時代就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也許他還太過年輕，不願意像其他比較老的人那樣承認對現實失望，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跟他們一樣。就算他失望了，他也輕描淡寫。

他一直都是那個不服輸的少年，因為他的青春從二十一歲才開始，自此不曾改變。即使中風多年，他都不曾講過想死，儘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他就像他這幾十年做的一樣，不說。

不說是他唯一的抵抗。

●本文摘自印刻出版《準台北人》
 

文/何定照

29歲作家陳又津，父親是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向來自認外省第二代。隨著近年「新住民第二代」名詞出現，她赫然驚覺自己也是新二代，本月出書「準台北人」（印刻出版），回溯自己與父母的故事，也探討台灣族群、階級、語言、血緣與世代的界線。

「很多文學獎獲獎作充滿悲慘故事，我只想寫我知道的事情。」陳又津說，她就讀北一女時就開始「亂寫」，台大戲劇系畢業、就讀戲劇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時，決定以寫作為志業。也是在此時，她越來越覺得自己人生有許多問題沒有處理，開始藉書寫解答困惑。

新作不同前作「忽必烈少女」等走虛構風格，前半部「鹹光餅的假期」一開頭就回顧19歲時77歲的父親過世：「我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是個老人。」陳又津說，父親來台後主要靠賣「鹹光餅」及撿破爛維生，兩度中風後住進安養院後辭世。要到那時，她才深切體會「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

後半部「甜蜜蜜」，陳又津寫下與母親的種種。陳又津坦言，小時她看到「外籍新娘、保證處女」等廣告，總下意識畫清界線，告訴同學她是「混血兒」。但其實她父母的結合也可歸類「買賣婚姻」，只是她媽媽是自己收下聘金。

「要到很後來，我才終於解答為何我從小跟別人不一樣，原讓我隱隱不安的標籤就是『東南亞』。」陳又津說，她越來越覺得，要定義台灣人很難，即使是她早年較認同的外省人，有時也不包含在「台灣人」內；而同為印尼新住民，華僑在刻板印象中又比印尼人高一層。

書名取為「準台北人」，彷彿跟白先勇名作「台北人」中的外省人主角對比。從小住三重的陳又津說，三重雖與台北市很近，但常被視為流氓之地，加上她的父母背景，讓她常思考人與人的界線究竟怎麼畫下，「到底要怎樣才算台北人、台灣人？」

新書附錄中，陳又津也訪問許多父母也有一方是華僑的新二代，發現大家幾乎沒有共同點，只是都是「移動」而來。陳又津說，近年各界講到新二代，常呈現「飽遭歧視」或「得到成就」兩極端，但她認為造成差異的關鍵往往不是新二代身分，而是學業成績、經濟狀況等。「新二代標籤下，不該只有一種刻板印象。」

近日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等單位合辦「新住民子女文學創作工作坊：說媽媽的故事」，邀請更多新二代寫出媽媽故事，陳又津認為很可貴：「其實不只新二代，所有台灣年輕人都該做這件事，可以認知自己從哪來、自己的位置，思索更多不同界線。

眼前的世界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移民，近未來將是個移民的世代，移民的成長也將漸漸取代傳統的成長。移民書寫總脫離不了戰亂、流離、異國夢與文化認同等既有印象。《少女忽必烈》（印刻）作者陳又津的新作《準台北人》，以及愛爾蘭作家柯姆．托賓的小說《布魯克林》，分別以兩種筆鋒，書寫了兩個世代、兩種文化的移民成長。

新台灣人的身世記憶

《準台北人》的書名，彷彿開了白先勇一個小玩笑，但是陳又津的成長和白先勇的世代竟也有著奇異的重疊。陳又津或許是最年輕的「外省第二代」。她的父親21歲時從大陸來到台灣，從此踏上不歸路；她的母親是印尼華僑，小時候聽聞恐怖的「930」排華事件，為了尋求安定的生活毅然離鄉，把未來全賭在台灣這塊土地。

她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榮民娶外籍新娘。兩人在這塊「異地」打拚，必然有著認同的問題；但是在成長中女孩的眼裡，父母的認同疑惑竟然妙趣橫生。父親會開電視看華視的國劇，然後在夜市用閩南語賣起家鄉口味的鹹光餅；母親來自印尼，仍是一副華人面孔，去菜場買菜卻被聽不懂的台語招呼。她的成長夾雜著福州語、印尼語、客家語、國語與英語；彼此彷彿都聽不太懂對方的語言，而母親對她的期待之一，就是說一口正統的「國語」。

語言的複雜，時空的並置，文化的混種，世代的差異，並沒有為成長帶來困惑。陳又津筆下是一段歡欣鼓舞的成長過程。她出生的三重離台北都心僅隔一條河，卻彷彿是另一個時空。當台北已經轉變成另外一個世界，「準台北」三重正在變化中。相對於上一個經濟起飛／轉型的世代，陳又津成長在都更／網路／物價上漲的年代。很多人很多事物都在迅速的移動中失去了、不見了，包括57歲才生下她的父親。父親生前常忙到深夜，很少和她碰到面，家裡卻堆滿了父親從外面撿回來的「破爛」──一種舊世代的價值觀，完全不符合拋棄式商品年代的標準。但是這位和時代脫鉤的父親卻幽靈般占據了《準台北人》的每一處。或許陳又津的父親，才是本書中的「準台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