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把你送往天堂，是我能為你做的最後一件事。」
作者艾曼紐．貝爾南今年五十九歲，《天堂計劃：陪父親走向安樂死的一段路》是她以親身經歷寫成的小說。
貝爾南老先生，以前最喜歡看電影、參加開幕式、音樂會、上館子，到新開幕的餐廳——就是想搶在所有人前面，看到、吃到、用到最新的東西。他也很愛乾淨，二戰的時候曾經拿鈔票擦屁股，但他八十八歲的時候再度中風，從此要人幫他換尿布，可是按鈴請人更換，要等大半天，醫生對他女兒艾曼紐說很抱歉，下次不會再犯──艾曼紐也告訴自己，下次醫生會注意一點。
然後，下次還有下次，下次永遠不會結束。唯一會改變的，就是少去探望幾次，這樣就可以少失望幾次。
女兒唯一能做的，就是放著不管，但老人最怕的，也是被丟著不管。
老先生、醫生和艾曼紐都知道，以後不會好起來，剩下的日子只是等死。可是在現代醫療的運作下，死亡的過程延長了，甚至能長達十年，無止無盡，所以他拜託女兒：幫他安樂死。
「拜託，這已經不是我了。」貝爾南老先生是這麼說的。
──你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嗎？你真的認識你自己嗎？當你變得不是自己了，你一定會第一個知道。
法國尚未通過安樂死，所以女兒和父親說好，要騙過救護車司機，把他送到瑞士伯恩。女兒準備文件，父親打起精神，努力不要再度中風，否則他一旦失去意識，就失去了表達自願接受安樂死的資格。最後，他終於喝下防嘔吐的藥，再喝下苦味藥水，然後聽著音樂，平靜地睡去。對艾曼紐的父親來說，這就是幸福快樂的結局。但是艾曼紐最後不能陪伴在父親身邊，因為法國的「見危不救法」，使得她必須有不在場證明，否則一樣是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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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王敬熙將螺絲起子釘入病妻頭部，引發安樂死熱議。王敬熙事後自首：「國家有錯，如果有安樂死，我何必親手把我太太殺死？」但傷害頭部絕對不算安樂死，我們也無法得知王太太本人的意願、王先生面對怎樣的壓力，兩個兒子雖在美國工作，但移民生活免不了經濟困頓，兩老也不見得能適應異地與文化生活。如今兩個當事人都過世了，但王敬熙在網路上化名「王老頭」的部落格還在[1]。
今年十九歲的彥容，小學五年級那年，父親發生工傷成為植物人，至今仍躺在安養院。植物人若需安樂死，需經由全體親屬同意，一個不同意就無法施行。尤其彥容父母都是緬甸華僑，若要飄洋過海取得親屬全體同意、台灣政府支持及承認，處境是更艱難了。
「你可以想像十五年後的自己嗎？」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但我連自己現在的工作能做到什麼時候都不知道，不過我確定五十年後，將近八十歲的自己，應該是躺在安養院床上（如果勞保沒破產，我繳得起住院費用的話）。或者自己住在一處公寓（如果土地沒被徵收，或有房東願意租房子給老人的話）。
到那時候，我就會知道，獨居老人其實努力維持僅有的尊嚴，被發現的時候房子雖然因為無力整理而凌亂，但飯鍋還有保溫的飯，證明我對生命還是抱有期待。要不，像《吆屍人》的風水先生，早早在山中尋了一處地洞陰宅，每天嚼點洞口的藥草過活，最後爬不動的時候就直接在墳墓裡休息。
在流動的社會中，沈重的家庭照護往往落在少數一兩個人的肩膀。想想看，一個月22K的青年，跟移民看護工領一樣的薪水，但他不可能辭掉工作，那樣連吃飯都成問題，逼不得已把中風的父親鎖在房間──這些是新聞看不到，也沒報出來的數字。
我們會看到的「人倫悲劇」多半是：老父攜精障子燒炭自殺、孝子跳河溺斃、妻死長蛆夫昏倒廁所、獨居老翁疑修屋頂自摔死──這些人選了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但他們的決定，證明了世界上絕對有比死還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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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年老及不治之症，比利時少女蘿拉（Laura）長期以來有自殘傾向，二十四歲時獲得醫生批准安樂死[2]。
當老人有資格說「我活夠了」，年輕的生命往往被說是「太衝動」、「可惜」，但年老的生命就不可惜，年輕的生命就沒有深思熟慮嗎？不治之症除了身體以外，心靈的痛苦也算嗎？如果是，要多深多久的疾病，才算是不治之症？
安樂死跟自殺很接近，結局都是自己的死亡。但要做下安樂死這個決定，除了蘿拉之外，至少還有她的醫生，家屬也能向她好好告別。所以蘿拉有機會跟別人聊聊這個決定，她的申請可能通過，也可能被阻，也或許社會有其他資源能幫她。對許多人來說，光是討論安樂死這個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種安慰。最重要的是，蘿拉家屬不必受「萬一那時候我有接電話？」之類的想法折磨，不必一肩扛起守門員的責任，安樂死證明了人生並不幸福快樂，但也不都是家屬的錯。
如果可以選擇，誰不想開開心心過完一生？跟朋友買塊農地，蓋個農舍，每天早上敲敲對方的房門，確定今天還活著。但最後的最後，如果有安樂死這個選擇，在你走投無路之前，或許還能找醫生聊聊。
安樂死是貝爾曼老先生給女兒最後的禮物，艾曼紐陪伴父親走完最後一程，就算分離本身就讓人難過，但艾曼紐至少努力過。當現代核心家庭逐漸轉變為一個又一個的人，大家沒有子女或子女外出工作。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網，一個人旅行、一個人生活、最後一個人死去──這麼理所當然的事，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看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