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原文來源：新二代書寫工作坊
 

師資介紹：陳又津（不要叫我老師啦～～～）
台灣新銳小說家，台大戲劇系劇本創作組碩士，活躍於編輯出版、廣告文案及劇本領域，關注都市更新與移民議題。2010年起，分別以〈寂之聲〉與〈少女戰鬥論〉獲得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入圍與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長假〉摘下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冠軍；劇本〈天臺廣場〉獲得新北市動漫畫原作劇本競賽入圍。2014年以小說《少女忽必烈》成為《印刻文學生活誌》歷來最年輕的封面人物；而2015年《準台北人》的書名，彷彿開了白先勇一個小玩笑。陳又津或許是最年輕的「外省第二代」。父親為福建榮民，母親為印尼華僑，母親小時候聽聞恐怖的「930 」排華事件，為了尋求安定的生活毅然離鄉，把未來全賭在台灣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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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陳又津，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燦爛時光書店剛開張沒多久，我連演講的題目都沒有，於是張正幫我想了一個，我們就在門口看板上寫下講題「新二代書寫」，後來這個題目我一路沿用，就一直用到現在。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正在進行田野調查，訪談對象加上我自己大概只有三、四人，一直到現在已經累積二十多個人了。那時很多的採訪都約在燦爛時光，過程中我發現其實大家都很想做點什麼，也就是每次來到燦爛時光，讓我最開心的是，大家的動機都非常的高，也很願意發問。

像我上次來這裡，不知道是講了太多悲情的故事還是怎樣，有一個人，聽完之後就問：「我們台灣人可以做些什麼？」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我覺得只要大家都能「把人當作人」看待的話，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好做。

我先說一下我的身分。這是我爸媽的婚紗照，還有外婆來到我家，後面是我爸的一些榮民獎狀，以及他朋友跟蔣公的合照。以前每個人來到我們家，進客廳看到蔣公和軍人的照片，就會問：「這個軍人是你爸嗎？」當我爸說那不是他時，大家的態度就會改變，於是我都不說「那不是我爸」。他們會再問：「這是真的照片嗎？」我就說：「對啊，是真的。」然後他們心裡就會想：「這一家是高幹嗎？」其實完全不是的。

上禮拜我看了黃宗潔老師還有徐樺姿的課程記錄，就覺得其實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像黃宗潔老師講到「關鍵場景」，可以用來解釋這個人為什麼對你的影響那麼大，我覺得對我來說，有兩個關鍵場景，其中一個是我媽。

我媽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她從我小時候就對我說：「欸，妳是一個混血兒喔！因為妳看，媽媽從印尼的雅加達還有加里曼丹來，然後爸爸是從福建來，所以這樣子的小孩，生出來就特別的聰明、特別的可愛。」我就在這種正向的激勵之下長大。

因為那時我只有小學一、二年級，你們知道，平常我都是媽寶（現在應該仍然是），看到那桌菜就想：「這要怎麼吃啊？」而且你們可以想像，他上廁所都要上很多次才沖水，一道菜想當然也一定是熱了又熱、熱了又熱，所以看得我都不敢吃了。那時，我覺得整個餐桌上看起來最安全的應該就是白飯，於是我就只吃白飯，結果吃著吃著就哭了。

因為我想，難得爸爸做菜給我吃，我竟然這麼不識好歹，總之心裡不知該怎麼辦，所以就哭了起來。後來我發現，飯只要嚼很久就會整個甜甜的，那種味道還蠻噁心的，結果我的記憶最後只記到這裡，這就是我跟我爸的午餐。其實意思就是我跟我爸真的很不熟，能夠講的印象只有這樣而已。

採訪／李姿穎 Abby

攝影／王晨熙 hellohenryboy

「我每本書目標都一樣，就是打爆你的幻想，你以為新住民都很辛苦很可憐，文字工作者就是為了藝術啊？我要打爆這個幻想，醒醒吧，面對現實吧。」

陳又津說打爆兩個字眼睛睜得圓且大，有點幼稚的樣子，這一個打爆的動作充滿單純，再見了，扁平而蒼白、單向度的人。《少女忽必烈》讓她在文壇奇幻乍現、《準台北人》校準著作品與生命的縫合面，一直到《跨界通訊》，陳又津保持苦中作樂、解嘲人生的痞壞姿勢。現實來了：遇到揪團自殺的老人怎麼辦？

打 110？聯絡監護人？把他送回養老院？作者好奇的是，如果我們可以積極活著、那能不能積極去死：「我們社會沒有提供這個如果嘛，如果人生真的活到那種地步，我目前想到大概只有去死這個方式。」你以為她要勸世，其實她也想跟你一起攤開手，哎，還是安心上路吧。

老人想死，不意外

「看到提尿袋的先生扶牆壁走著，輪椅上的人瘦成一把骨頭，偏著脖子流口水，氣墊床上的植物人靠伸縮塑膠管呼吸，半裸的老婦人在尖叫——」——《跨界通訊》

「我們在園子溫的電影裡看過少女揪團自殺，或是日本社會也開始發生了青少年揪團自殺，我就想知道，老人會不會也想集體自殺？」集體自殺，意味著不願一個人死去，新聞上經常報導長照悲歌：「我都覺得，那些在下面留言『我可以理解，因為我也照顧過。』我就覺得這群人是自殺預備軍。」她於是虛構出一個社團，讓這些活不下去的人，成立自救會。

《跨界通訊》設定了一個看似驚世駭俗、但其實正在默默實現的場景：死者繼續留言按讚、生者揪團自殺。陳又津做了大量田調，採訪養老院的老人、照護者、醫療人員，但她田調的資料根本沒出現在小說裡太多。「本來覺得要有個社會責任，我就來寫個長照小說，後來我發現，比起關心『這個議題』，我其實更關心，我為什麼恐懼孤獨死？我就想像，我老了以後會怎樣？」

「我想起自己戒菸快十年了，但反正要死，抽菸也不算什麼，接過那支菸。」——《跨界通訊》

「既然刀子危險，可以借我一把尺吧。護士沒什麼懷疑就給我了。我拿著〇〇補習班的塑膠尺回到椅子上，悲憤往手上一劃，要死了，怎麼這麼痛，換成刀還得了！割腕這方式還是算了。」——《跨界通訊》

是個任性又生無可戀的老人啊。在《跨界通訊》中提及了農曆新年過後，總有一批老人死亡潮，春天回暖，心臟負荷不及，死只是眨眼間的事。陳又津這樣寫：「但我相信，那些人是因為失望而死的。」老人往往等不到下一個農曆新年，既然還要整整一年不能見孫見兒，那不如現在走了吧。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害怕孤獨死？

據說以前三峽榮民之家有傳說中的「三劍客」，讓醫護人員頭痛得要命：「他們也沒病，但就喜歡躺在急診室睡覺，也不是窮，搞不好在仁愛路有塊地皮咧，可能他們只是想在熙熙攘攘的醫院裡被大家看到、害怕一個人死掉。」

「只要是老人或病人，他們一定會說，哎呀好想死，大家就會跟他們說，你不要這樣想啦。這就變成沒有討論空間啦，他說想死，為什麼沒有人問他為什麼想死？」於是作者透過生者的視角、鬼魂的視角，看見活著好難。在小說裡，角色梅寶心是最接近作者意念的角色，她以海子的詩作為進入有大量死亡流動（網咖）的入口：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寫完這首詩不久去世了。「死亡平常既定的印象就是陰暗、鬼屋、木屑、盜墓筆記這樣的，我就覺得，去死的人會想這些嗎？真有這麼黑暗嗎？有人可能想的是海子這樣的狀態啊。就像我研究孤獨死以後，發現不是所有人都害怕，很多人是已經準備好了，但我們個人很容易不理性地恐懼這件事。」就像故事中的老伯，妻離子散，活著有什麼意思？不如穿得蝦趴蝦趴，戴上墨鏡，行駛上人生最後一段公路。

「我想留下這種領悟，死可能不是壞事啊，就像這群人的決定，也滿明亮的。」

一路寫消弭了恐懼、也是她小說的起源：「看到那種一個人死在房間三十天才被發現的新聞，我開始無由來的恐懼。寫完這個就沒有那麼擔心（孤獨死）了欸，這情況沒有這麼罕見、出乎我意料地普遍。《無緣社會》裡面說有提到一個數字，日本終生未婚的人佔了四成。」她做出戲劇化的誇張表情：「有點太多了吧！還沒加上離婚喪偶，那不就是說，如果你活到了七十歲後，一個人走是很有可能的事。」一個人走，陳又津寫小說預言自己老後，比起跟兒子媳婦住一起看人臉色，她搞不好更樂意孤獨死；比起死在晚輩半夜才回家的台北公寓，死在有鄰居有牛羊的獨居平房裡也許更好。

魯蛇老化：我們一定要這麼努力活到最後嗎？

陳又津替老人自殺團找到了出口——可以光榮地做環島夢想騎士，也可以包一台遊覽車光榮去死。在尋死的同路上不老騎士騎著機車，這樣充滿張力的設定，源自陳又津對成功老化的不解：「可以帶著亡妻的照片去冒險、完成夢想，我是覺得很好啦，但，亡妻真的有這個夢想嗎？還是她只是配合你的夢想，就不知道啊。」不老騎士有自己的選擇，但不必全世界都成為不老騎士吧：「只有他們才是人生真正的典範的話，那其他人不是很慘？」人們不好意思口出惡語，她倒是一字不漏都說了。

她又舉個例子：「像郭金發能在舞台上唱〈燒肉粽〉唱到死，這樣真的是很不錯，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成名曲跟舞台。很多老藝人都很羨慕這件事沒錯，但如果不能呢？」簡單來說，陳又津就想多創個選項：不如咱們來魯蛇老化吧。「天啊，我們都已經自喻魯蛇世代，生活已經很不成功了，還要成功老化啊？」她樓上招樓下、像賣藥的吆喝：「來來，了解還有沒有其他的老化。」

陳又津不是給熱血澆一桶冷水，相反的，更像讓冷水燒開。非勵志與積極去死的故事裡充滿幽默。老人的自殺旅程，作者玩心大開，讓老人去喝星巴克吃 Subway、給他們穿上嘻哈裝、學習顏文字(`・ω・´)、玩充滿辣妹與槍戰的線上遊戲⋯⋯這些只聽過鄧麗君跟最愛鹹光餅的外省老人，原來也能活成另種滋味。

「這是我送給我爸的禮物。這一生都沒有嘗試過什麼的話⋯⋯，很可惜啊。」

陳又津的父親在她 19 歲那年死亡，那時的她還太年輕，年輕地不知道能為逝去做些什麼。她在小說裡讓老人荒唐又恣意地度過餘生：「我爸就是拖太久了呀，中風後拖了五年，他都會說想回家，但以我們家的能力是無法 24 小時照顧的，所以就讓爸爸在養護中心。如果可以選擇的話，那是不是能在某個點就說，嗯，到這邊就可以了，我已經努力到這裡了。」那句「我已經努力到這裡了」像是陳又津沒能說給父親聽的話，你已經努力活完一生，功成身退了。

陳又津情緒收拾得快：「想死就去死吧。病不會好啊。不然，如果有想做的事，那就去做做看吧。」

「我們一定要這麼努力活到最後嗎？」她總是盈滿笑容說重話。

憤世少女與迷茫少年：用想要的方式活下去

「你一個年輕人，怎麼想像老人想死啊？」這個問題很常被提出，但寫作者做的不是模仿，而是偷渡自己。這本書裡不只談老人之死，也談不知為何活著的青少年，活得裡外不是人的少女。每個剖面，都曾是自己。

在《跨界通訊》這本快樂尋死筆記裡，除了因為不能打電動而死的冤魂、談笑打趣的風流老人，還有活下去的各種姿態——當跨性別少女遇見逃學少女，當迷茫少年被死者託付任務，他們與世界的斷層開始被接軌：

「厭世的怎麼可能只有老人呢？少女肯定比少年還要厭世。」曾念過女校的她模糊少女定義，只有順性別才是少女嗎？跨性別少女，何嘗不是少女？就這樣把跨性別少女送去讀女校了：「新聞都說，生理男很想進入女校，但是因為規定沒辦法進去，這種規定就滿瞎的嘛，讓他進來會怎麼樣？那就針對女校的制度堂堂正正來個對決吧！既然不能用合法的方式進去，我用自己的方式進去。」少女跟恣意妄為的老人有異曲同工：「少女的定義，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跨性別少女為了「好好當一回女生」而活下去，如果那是她活著唯一的理由，我們這個社會又為何阻止她們生存？

小說中串場的重要角色，江子午，19 歲，猶如當時念戲劇系迷茫的陳又津。「很多人會問我，你很早就立定志向要做作家嗎？我說沒有啊，19 歲我都在戲劇系混，整天在想辦法怎樣可以做助理、怎樣在系上有自己一席的定位⋯⋯」要像江子午般懷疑自己的存在是很容易的，「可視範圍內，想看又看不遠、像在一片霧茫茫裡。」青年的憂鬱，她用這個角色送終一個個老人。「就讓他做主人翁吧，畢竟所有的 RPG 裡面，受歡迎的都是配角，主角都沒有在幹嘛。」這個安排，無疑是讓迷茫到只能環島、與人群疏離的少年，因為替死人們忙進忙出、進而擁有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永恆、消逝、與網路

寫《少女忽必烈》時陳又津讀到了《素人之亂》：「我偶然看到譯者陳炯霖的 FB，發現這個人已經過世，即使他已經過世，可是他的朋友都還是會留言，我就覺得 FB 應該是人比較不容易死去的一部分。」她開始找「消逝」與「網路」間的血緣關係。

2018 的這一天，NOKIA、PHS 和 3.5 磁片都不堪用，陳又津寫過的一個個部落格與日記不是荒廢就是再也沒有翻開，即便努力地「留下」，又有什麼不會消失？「某種程度那個時候的我，也就跟著那個時代結束了。時代會結束，但是 FB 上死人的動態都還在更新，還有人留言給他咧⋯⋯」生者已逝，逝者仍存，陳又津如此質問：「我想定義什麼是活著，也許是你在別人心中有一點點的份量，又或者只是很簡單的，你被理解了。」

臉書的人還沒死透，是因為還有人思考他。「或者你看，老兵這群人，最愛的就是鄧麗君，玉女似乎永遠不死。鄧麗君在還沒有變老變醜、出任何醜聞之前掛掉，疑似是一個不壞的事情。你會發現這個人就算死了、也還是沒有死啊，日本現在會出她的修復版專輯，一天到晚有人在模仿她，即使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鄧麗君。」小鄧 2.0、小鄧 3.0，搞不好掛念才是靈魂的體細胞移植，複生出更多未亡人。

於是小鄧已經不只代表一個玉女，更代表著一群不死的老兵、一個顛沛流離後精神也不能安居的世代。網路是能留下思念的次元，跨界通訊因此誕生，文字作為靈媒，展開一場集體的觀落陰。

沈默的東西，都是寶藏

上線，下線，登出。如果生命不能重複，那是否能在洋相盡出前自動登出？陳又津的小說試圖創造討論空間，如果說自殺是決絕的選擇，她寫出這樣的小說多少受到谷崎潤一郎《春琴抄》影響，這是一個美麗的盲人樂師春琴跟傭人一起生活的愛情故事：「春琴因為一些原因毀容，不願自己醜陋的面貌被傭人看到。傭人為了記住師傅最美的時候，用針把自己的眼睛戳瞎了。那種為了保有心中的美而不惜一切，他非常具體的把眼睛如何又如何的戳瞎描述出來。愛到可以用這些動作來完成的——啊，真想寫出這種動作啊。」她嘆著氣，不得不、因此圓滿的動作。

「他試著用針插入左眼的眼珠，但是要刺中眼珠，好像很不容易。而眼白部分較硬，針刺不進。眼珠畢竟軟些，他輕輕刺了兩三下，才咯吱一聲響，刺進了兩分光景，眼珠旋即一片白濁，他覺得失去了視力，既沒有出血、發燒，也沒有感到什麼痛苦。」——《春琴抄》

「這個作者開啟我人生的瘋狂世界。我知道有些事寫出來一定會被罵，太沒有價值了，沒有改造社會的價值啊！但還是要寫。我們都知道這樣是錯的，但我就是要這樣做。比方說親吻少女的腳（此例在小說的描述中是合意行為）這個 idea 也是從谷崎潤一郎作品來的，他是個變態老頭，我也要往變態的路上邁進啊！」所謂變態，是在小說裡找到一種通往新世界的方法。那些在現實中沒人要談的垃圾，有沒有可能是寶物、是能打開更多現實對話的鑰匙？

「寫作本身就是一件挺無用的事嘛，既不能改造社會、也不是倡議。如果真有什麼意義，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理解我自己。」她曾敘述寫作如拾荒：「如果我覺得痛苦不能被丟掉，尷尬不能被丟掉，我會用場景把這些做出來。」對世界的懷疑不該被輕易丟掉，所以她每本作品都大量處理「無聲」的價值。

「如果谷崎潤一郎可以把恐怖的事情轉成美的事情，如果我可以把哀傷的事情轉成快樂的，沈重的變成拿得起來的，這樣就可以來看看，端詳一下。」陳又津以掛著趕稿眼袋的雙眼端詳空氣，我們之間有大片沈默。

「我這個拾荒垃圾屋最大的寶藏是沈默，如果我可以具體描述那些沈默，發現某件事就是垃圾屋裡的元素排列組合，就可以說出來了。沈默的東西，都是寶藏。」

【後記】去吃屎吧

陳又津對不合時宜的社會現象都很看不下去。不只是孤零老人與跨性別少女，她就是喜歡把不順眼的事說出來。

下一本新書，將以文字工作者惡劣的生存環境出發。她本人開宗明義說這就是本工具書：「就是專職寫作求生指南啦，我搜集各種悲慘的案例，不要說少奮鬥二十年，可能兩年，文字工作者有些悶虧根本不需要吃好不好！」比如呢？「比如說對方說這是給你機會，我就會在心裡說你去吃屎吧，下次再約我我就不會赴約。或有些人要求你幫這個幫那個，錢呢？『沒有，這給你機會啊』。」

她生氣起來講話好快啊、逐字打得好苦：「以前覺得藝術就是一切啊，不要談錢，談錢很沒 sense 的樣子，談錢對方會問：『你有沒有思考過？』⋯⋯我也不知道要思考什麼。」

我嘆了口長氣：「哎那怎麼辦呢。」

「看你要當面叫他去吃屎，還是心裡叫他去吃屎。」

總之，對方屎是吃定了。

少女忽必烈曾經說過：小說有八成真實、兩成虛構，而虛構的部分就和超人胸口的S一樣代表希望，這段話也是一樣。人們期盼在生活中會發生，卻從未發生的奇蹟與救贖，在虛實相連之後，在小說世界裡一切幻夢成真，作者和讀者一起獲得了救贖的可能。當我們在生命與死亡、現實與虛構之間迷離失所，陳又津藉由《跨界通訊》再次對現實困境，提出只有小說才能完成的救贖之道。

攝影/小路

採訪/楊勝博

《聯合文學雜誌》原文連結

從〈跨界通訊〉到《跨界通訊》

Q從短篇〈跨界通訊〉到長篇《跨界通訊》，除了原本生者藉由臉書和死者聯繫的故事，也增添了許多不同新的元素（如跨性別少女、身分交換、遺物處理、老人與青年的對比等）。對你來說，《跨界通訊》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A完成非虛構類的《準台北人》之後，有種寫完又沒寫完的感受，覺得還有些事要說。到了《跨界通訊》，我想要處理的是死亡。死，究竟是什麼？也許比起死亡，失智、失能的狀態更讓人焦慮害怕，最後又回到活著是什麼的問題。活著，就算是沒死嗎？

來源出處：Okapi

那年我19歲，他77歲。未來我30歲，他還是77歲──今後這個距離只會縮短不會延長，最重要的是他曾經21歲。但隨著時日增長，我可以一點一滴，追上老人的步伐。──陳又津《準台北人》

攝影／陳佩芸

如同準新娘、準博士、準候選人，前頭加上的「準」是一種準備；即將成為，但還不是，若無意外的話應該是。陳又津的前作是動感跳躍的小說《少女忽必烈》，新作《準台北人》則努力撈取記憶，回溯父親母親的來時路。

父親是福建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陳又津有段時間認為自己是混血兒。直到年紀漸長，「新二代」說法出現，她試圖辨認自身所處的座標，先從地理位置開始，她出生於與台北市僅一橋之隔的三重，求學過程都以台北為中心，金陵女中、北一女、台大，不僅是中心，還是升學標準內的正中心。她高中時便發現自己回家的方向跟同學不一樣。返家路上，明明只要5至10分鐘就能通過的橋，卻常常堵車，一下橋，大家就開始不戴安全帽，說話的方式也不太一樣，食物以小吃居多，小歇或泡沫紅茶店是年輕人的活動熱點。她很晚才發現「三重」的存在，也從沒去過三重的任何景點，跟同學總是約在台北，連買唱片都會坐車去西門町買。

「這樣我是台北人嗎？當別人問我哪裡人，我得先確定對方是哪裡人。如果對方是台中人，我就是台北人，如果對方住信義區，那我就是台北縣人。」陳又津說，「沒意外的話我應該是台北人，但我無論如何都不想加入那個很中心的台北人，所以就自己定義為『準台北人』。」

這書名不免令人想起白先勇的《台北人》，而陳又津說，「原來這就是台北人，退役的將軍、打牌的姨太太……但沒有啊，我爸就是個很普通、很少講話的退伍榮民。新聞上會出現把大筆的錢捐給清寒學生或是坐擁地王卻在撿破爛的人，他比較接近那種類型。」

父親總是在撿，那是一個推著車不斷遠去的背影，而她總是丟。陳又津是收納控，硬碟定期備份，日記依年份編號，父親生病住院期間，她甚至偷偷丟掉父親撿來的舊物。77歲的父親過世那年，她19歲。「沒有特別的巨大的傷害，有的是淡淡的遺憾。那時我其實沒什麼感覺，要處理的事太多了，沒有時間跟精力。我後來看別人寫父親，覺得他們好認真，追去父親的家鄉，去尋父親過了什麼事……」她說，「我覺得『丟棄東西』是被台北馴化的過程，一個城市希望你乾淨、有條理，而不是像個破爛屋。不過既然是我把爸爸的東西丟掉，那就用文字拼回來。」
她是先發現自己會寫小說，才發現原來也會寫散文。受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啓發，她把記得的片段寫下，再慢慢組裝。她以物件開啟母親的記憶，將小故事串聯起來；對父親的記憶太少，既成的現實只有遺憾，她想像，如果可以跟父親去吃福州丸，將會是很不錯的事。於是她嘗試虛構，用文字弭平一些不完滿。書裡也有和解，她不將父母視為父母，而是以成年人的目光，平等看待另一個成年人，理解他們當時遭遇到的困難，揣想他們是怎麼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除了追溯自身，陳又津將關懷放得更遠些，《準台北人》書末收錄多篇她對其他新二代的訪問，「談起來才發現，對父母瞭解之少、對自己瞭解之少。我們不尋根，可能是沒有經濟能力，或沒有那個需求，我們這一群沒那麼詩情畫意，這可能跟長期照護有關，跟青年貧窮有關，只能顧眼前。有些人甚至無法給我訪問，因為他們要照顧爸爸，根本離不開。」她認為，即使就打算停留在這裡，不尋根也無妨，至少要先理解自身的座標系。

她的訪談者鎖定跟自己年齡差十歲上下的東南亞新二代，一問才知道，許多人都不清楚自己父母的過去，甚至不知道父母的年紀，也擁有類似困擾和經歷的陳又津，在訪問結束後，彷彿多了很多兄弟姐妹。「我媽是華僑，嚴格來說，我不是真正的新二代。但如果不斷地再劃分出去，就更沒有機會獲得緩解，不能僅止於此。」她認為，「新二代」是個必須暫時成立的想像共同體，「不然我們這些人會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如果沒有『準台北人』這個座標，就只能往突破天際的標準去了，連台北人都無法成為台北人。」

於是，準台北人也是個集合想像，它吸納所有在台北居住、求學、工作，卻不完全認為自己是台北人的人。而在預備與成為之間擺盪，對這座城市懷抱期望，即使獲得台北人的認可，陳又津仍不斷校準自己，一覺醒來，又變了個準台北人。

原文出處：民視新聞

從小住在新北市三重地區，但對台北市的一切再熟悉不過，新銳作家陳又津，有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爸爸，以及印尼的媽媽，讓他從小就對於自己到底是哪裡人感到困惑。

身分認同的問題在陳又津的求學過程中，因為品學兼優鮮少再被討論，陳又津一路從北一女念到台大戲劇系研究所畢業，不過最後她選擇的卻是寫作這條路。

陳又津的第一本小說《少女忽必烈》，成為印刻文學生活誌歷年來最年輕的封面人物，那年他她才27歲，之後更陸續拿下青年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多個獎項，成為被大家看好的新生代小說家。

第二本小說《準台北人》要說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從自己是新移民二代的情感記憶，到榮民父親被歷史遺忘的生命，以及印尼華僑母親在台灣土地生活的痕跡，陳又津透過書寫，希望為小時候的種種疑惑找到解答。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人生，陳又津希望透過書寫，留下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每一段生命故事。（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原載於萌芽雜誌 2017.10月號）

一、【關於新二代書寫】

1． 你曾說，八歲時以為自己是混血兒，十八歲發現自己原來是新台灣之子暨外省第二代，這種身份自覺對你的寫作有什麽意義？你的長篇小說《少女忽必烈》關註新世代文化氛圍，散文《準台北人》探討了個人身世與族群境況，除了個人的因素，為什麽對移民新世代的成長和家族書寫如此關註？

新世代、八〇後、新台灣之子和外省第二代，都是媒體偷懶而安放的不準確標籤，但不知道的人常常被這些標籤帶著走，誤以為真有這樣的一群人存在。我的寫作，希望能用想像和經驗打破這些迷思。移民是一種觀看的視角，但東南亞、國際間，或是台灣島內不同族群（福佬、客家、原住民）的流動，又各有不同的層次。小說和採訪其實都有立場，不能因為害怕被人認為主觀，就講些人云亦云、「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無關痛癢言論。家族這樣的概念，本來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過去由血統主宰的「家族」，如今轉換為核心家庭，甚至連網路、興趣都發展出「群」、「社團」的概念，正好讓我們重新審視「家族」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又怎麼影響我這個人的存在。

2． 台灣的黃宗潔教授也是新二代書寫者之一，她將家族書寫定義為“關於我是誰這樣的提問所開始的自我追尋的旅程”，指出家族書寫跟自我概念、自我認同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家族書寫要回到更核心的“我”──怎麽定義“我是誰”、怎樣找到我的位置、怎麽去認識自己、怎麽跟外界述說自己、怎麽解釋自己的需求等。你對此怎麽看？她還提到家族書寫有療愈的作用，能讓人重新理解家人間的關系。就你的體驗而言，有這樣的感受嗎？

我曾上過黃宗儀教授的《文化地理學》課程，讀到關於菲律賓移工的論文。我發現無論地域、語言、年紀，這些人的經歷竟然這麼相似。但我所關心的家族，似乎又不是前人所做的「尋根」，而是「此時此刻」同齡人關注的事。要論艱辛，移民二代絕不可能像是移民第一代那樣有明確的界線，何處是異國、何處是家鄉，更可能是一道菜、一種味道、一種發語詞，如果能把這些曖昧的空間描述出來，那可能足以解釋「我之所以為我」。家族可以是書寫的起點，療癒的方式大概也很多，就像我最近訪問了一些人，發現她們並不寫作，但懷孕生子也幫助她們重新理解母女關係。

3． 你曾說自己反對將台灣的新世代之子標簽化，比如新聞報道上傾向於把新世代之子分成兩種，貼上極端的標簽，一種是“恐淪為幫派份子”，另外一種是“前進越南，年收百萬”。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你的作品中的人物確實真實、立體，那麽在寫作中，你是采取了哪些方法，避免把人物標簽化，同時又能寫得鮮活？

我偶然發現採訪不該是論文式、量化的制式問題，更多的是藉由這個話題當作引子，來了解這個人。不把任何問題當作理所當然，盡可能地把他們自己的特質表現出來。這些年輕人多半從未接受訪問，我們就像是祕密交換祕密那樣的形式，但移民的故事根本就不是祕密，只是很少有機會討論，因為移民二代的膚色、腔調常常跟當地人都一樣，不說的話永遠都沒人知道。十年前我所憂慮的二分化，現在漸漸被打破，有更多人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有人拍片、有人演講、有人寫課堂報告，如今已經成為普遍的話題。

4． 你曾提及，自己比較認同黃宗潔教授提到的“關鍵場景”，即可以用來解釋某人某事為什麽對人物的影響那麽大的場景。你曾分享過自己成長中的兩個“關鍵場景”，一個是小時候媽媽對你的正向激勵：你是混血兒，混血兒會特別的聰明可愛；一個是和爸爸一起吃爸爸做的黑黑的飯，吃著吃著哭了。但有些人可能認為成長是一個慢慢積累的漫長過程，是偶然和必然的覆雜融合，沒有所謂影響人生的關鍵時刻。那麽在你看來“關鍵場景”到底為何重要？在寫作中，你會有意識地描述“關鍵場景”嗎？如果有，舉例來說是如何處理的？

文/張怡微

（原載於《萌芽雜誌》2017.10月號）

我認識陳又津不短的日子，雖然沒有什麼深入的交往。我斷斷續續讀了一些她的小說、她寫在副刊的專欄等等。印像最深的是幾年前我們一起去福州開會。但她在會上說了什麼，印象也十分模糊了。瑣事倒是想得起來一些，譬如我強拉她去銀行辦理銀聯卡，因為收稿費會比較方便。她想辦理支付寶，後來因為時間太短沒辦成……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沿著一條小河邊，一起喝咖啡。總之是很熱鬧的一個夜晚，有很多笑聲。

陳又津身上有許多標簽，她有外省爸爸、華僑媽媽。對台灣人而言，血統很特別。這種“特別”對作家而言是天生的財富，足以激發敏感與尖銳，打造自己的宇宙。她拿了許多文學獎，是第一位登上《印刻文學生活志》封面的80後作家，她之後還有謝海盟等。在台灣文青圈，很少有人沒聽過《少女忽必烈》，那是她的第一本書。

作為台灣新一代傑出的青年作家代表之一，陳又津聰明、謙遜、幽默。文風也簡潔，這點和許多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式很不一樣。她是個意圖明確的創作者，這可以表現在她的小說標題，如《準台北人》、《跨界通訊》等等。用更文藝的話來講，身為“少女”而不怎麼耽溺“迷路”，很坦蕩。將圍繞著什麼問題說故事、又如何聚攏於自己的身世、生活體驗，陳又津很少故弄玄虛。我覺得她比許多女作家都要清醒，講故事的本領很嫻熟。我很喜歡聽她說一些“恩怨情仇”的事，及城市畸零人內心的溝壑曲折，在她的描述裡，各種痛楚都顯得很絢爛，身世則像是一種審美的棲居。

她長得有點像鹿晗，雖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我感覺到的是一種更為中性、靈動、俏皮的形像。陳又津寫的故事都很沉重，所以她的寫作風格顯得舉重若輕。大陸讀者也許不會懂得，陳又津內心所走過的身份認同之路、也是滋養她走入文學世界的泉源，最初是如何發生又如何綿延。

其實我也不算特別搞得清楚，從“外配子女”到“新台灣之子”到“跨國婚子女”再到“新移民二代”，與她所走過的童年、少年、青年心路，那似乎是一個基本框架，代表人的來歷、身世。隨後，這種框架又將與平民所可能遭遇的一切人生風雨相重疊、交融，碰撞出奇異的光輝。換句話說，我們或者可以粗糙地理解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強勢城市中，一位歷經坎坷的異鄉背景的父親，娶了一位年輕的東南亞太太，他們的孩子又是那樣的敏銳、充滿微笑，一遍又一遍對別人解釋，自己的爸爸是怎麼回事、媽媽又是怎麼回事……這種長期的、燦爛的微笑可能本身就是一種創傷重建的產物。

陳又津十分穩健地勾勒著一種“被冷落”、“被遺忘”甚至被天然放置於主流外圍的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她的誠實背後有頑強和清醒的特質，在她狀似輕鬆的表達中若隱若現。她喜歡充滿童真的、漫畫般的語言素材，營建紛繁唯美的所謂夢工廠或者……移動城堡之類的玲瓏景觀，但其實她一直在書寫一種與身俱來的“擔心”。

閱讀陳又津真正的障礙在於，我們對於少數族裔日常生活的陌生，及居高臨下的傲慢。在一個漢族占絕對主體的民族而言，我們的生活自給自足，很少會將目光投射到難以自足、不得不與他族相處的群體，他們之中早慧的孩童是怎樣度過童年與少年時期。父親是外來者，母親是外國人，家族中的疾病、死亡，生活的清苦所疊加起來的濾鏡，淬煉了她的視角。陳又津寫城市游牧人，不再是故弄玄虛，也許她真的在7-11前游牧過，在台大戲劇系游牧過，從燈紅酒綠的信義區游牧到台北外圍的三重。你覺得奇異，是因為你從來沒有認真走入過她的內心。

故而陳又津的野心，並不在於她試圖走入主體人群，而恰恰在於她帶著那麼大的耐心，那麼真摯的俏皮，扎扎實實地型塑了一個“他們”為她打造的人生門楹、世界壁壘，“奇異”感是難免的，“奇異感”本身也隔離著傲慢與冷觀。更真切而言，陳又津筆下的“奇異”都是很沉痛的。在所謂的“奇異旅程”背後，是森嚴的“心知肚明”，也是縈繞著創傷之外滿溢的同情。她的新長篇《海晏畫抄》正在網絡上連載，故事寫的是1935年的台灣，兩個美少年……我很喜歡其中有一句話叫做“再這麼下去少年的形像越來越淡薄，他不甘心這麼輸給記憶……”

“再這麼下去少年的形像越來越淡薄”……似乎也是閱讀陳又津奇幻故事的必經之路。

作者：李屏瑤 / 2014-06-06
原文網址：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2958

一個論文寫不出來的研究生，正在努力尋找她的論文，又因為想逃避寫論文，所以開始寫小說。寫小說的研究生，覺得這年頭很容易遇到都更，遇到各種蔓延的街頭戰場，她於是把這些事寫進去，然後寫著寫著，她家就遇到都更了。有點奇幻，有點不思議，她是《印刻文學生活誌》歷來最年輕的封面人物，她是陳又津，以及她的小說《少女忽必烈》。

少女忽必烈

「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家還沒遇到都更，我在努力尋找到底能掌握哪方面的文字。當時想說，我的主角就是一個輕浮的人，像身邊很多人一樣，生活過得去，沒什麼目標。後來想，這個沒什麼目標真的是沒目標嗎？」陳又津說，「我後來覺得這是氣氛的問題，是種集體狀態，我想把這狀態描繪出來。」她刻意不去寫純文學裡嚴肅的主題，不想去正面交鋒。以完成時間來看，《少女忽必烈》是她的第二本小說，第一本是23歲那年花兩週時間寫的BL小說。一邊是輕小說，一邊是文學奬，兩個路數同時進行，並不相互抵觸，因為對她來說最終的目標都是得獎，得到進入寫作圈的入場券。

從23到27歲，《少女忽必烈》花了四年的書寫時間。這期間，她家遇到都更，如同這一代的許多人，儘管不刻意參與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會來參與你。因為都更，她開始搜集資料，常常找到的都是投資客的資訊，甚少站在住戶面的，去參加說明會也沒用，後來她加入「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聯盟內年輕人很少，幾乎都是阿伯。「那些阿伯都是已經吃過虧的，可能是爸爸或長輩的地怎麼了，一研究就會發現，台灣的土地開發史非常恐怖。我本來想找聯盟的理事長來新書發表會分享，但怕變成自救會。」陳又津笑說。她開始跟聯盟參加一些沒人理會的記者會，去各個公家機關遞陳情書。「我現在對公家機關特別熟，營建署就在這附近。」穿著小洋裝的年輕小說家，漫不經心地指了一個精準的方向。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但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到處都是閃閃發光，一點都不陌生，因為從小在電影、電視、戲劇以及小說、雜文上，都會想像這個地方是什麼樣子的。當我到了香港機場，我想的是，我的父親在二十年前，到底要怎麼帶著他那一群朋友，安然抵達登機口，他走的是大廳哪裡，坐的又是什麼位置，幾十年沒回家，這趟路上，想的又是什麼？──事實上，這就是我想在小說裡面尋找的答案。

到底除了我所知道的現實以外，其他人會怎麼看待同樣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小說有三種，一種是在作者的書寫下，在那樣的環境與性格推動下，我覺得「要是我，也會這樣做的，而且別無選擇。」所以，我在看見日本作家向田邦子的作品時非常驚訝，我從來不知道，那些無足掛齒、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值得被看見的。

第二種是，看完了覺得，大概吧，也許世界上真的有人會這麼做，雖然我是不會這麼做啦，就算加了那些外在條件也一樣。

第三種，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有人會這樣做，動機不足，性格也不足以取信。

當然這種觀看小說的態度並非評判優劣的標準，只是個人的喜好。

也因為這有點土氣的習慣，在意小說的可信度、合理性，造成我不那麼確定現實與虛構的分野，因為我大多是相信「世界上有人會這樣做吧……」所以卡夫卡的甲蟲是可信的，吉訶德也是可信的，也許有一種平行世界會這樣，因為他們的寫作出自人情。所以我可以說是被騙大的小孩，那些說謊的當然是各式各樣的小說家，我相信他們，勝過於相信我自己，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記憶力十分短暫，你問我某件衣服多少錢，每次都會得到不一樣的答案。

但也因為我想說說那些微不足道，但卻真的曾經有感覺的事物，我開始寫小說，而且相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有八成是真的，有兩成是虛構的，事實上，這兩成正是因為我們會相信很多奇奇怪怪的事，代表的是，我們心底的確希望這些事情可以發生。於是，當這兩成和現實組合起來的時候，寫作的人和閱讀的人都一起得到了救贖。

今天能夠來到香港，把這些想像和現實疊合在一起，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而且我昨天才出席我在台灣三重家的都市更新說明會，這個房子也是我父親做人頭董事長，冒著坐牢的危險用便宜價格買下來的，去年在台灣發生士林王家強拆事件之後，許多在香港做街坊社區營造的工作人員也前來座談，兩個地方的新聞媒體自由等等，上述這些是我發現寫作的力量之後，才得以看見的事，雖然有時候不免覺得，啊我所認知的現實未免比我寫的小說有趣太多了，但小說的任務應該是在現實之中，創出另外一個平行世界，一個讓人覺得「啊，要是我，我一定也會這樣做的」。而我現在正在這條路上努力，很高興能從大家手中領到這個獎，而且被看見，我要把這個獎跟我的父親、母親、支持我寫作的小白，戲劇系的老師、寫小說的老師，還有一路上給我各種支持的朋友，我想把這個獎跟大家一起分享。謝謝。

2013.3.25 於香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