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照護現在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山東榮民爸爸╳印尼華僑媽媽
于瑞珍，1985年出生，30歲。
瑞珍家住台北新店，是家中的獨生女，一路上靠著對語言的熱情，升上中文系和中文所，目前從事教材編輯工作，也還在寫詩。這天在先生的陪同下一起受訪。兩人是中文所同班同學，被同一位教授指導，教授也因為越戰的關係，從越南到台灣讀書，博士畢業後，再到法國攻讀，再從法國流到台灣。瑞珍和先生兩人交往了五年多，在去年結婚。有一樣的興趣和專業，就像是詩壇的神鵰俠侶。
先生和她一起與她的家人同住，照顧年邁的父親，訪談過程中不時補充他所知道的細節，一面靜靜用糖果紙摺出玫瑰花，而且又會做菜，對於家中有長期照護需求的年輕人來說，有時間交友和求學都是很幸運的事，更何況是遇見能夠相知相守的伴侶。
感覺上是個很守規矩的女孩，有問題都會仔細地回答，出現在學校裡面的話，就是那種頭髮梳得很整齊，臉上不化妝的國文老師沒錯了。
于媽媽知道了新二代書寫計畫似乎十分高興，熱情邀請筆者和媽媽到他們家坐坐，因為如果瑞珍和媽媽同時出門，先生就要在家顧爸爸了。這樣說來，當然是我們到新店拜訪比較妥當。
訪談
我爸和我媽是透過我姨媽牽線的。當時我姨媽已經嫁來台灣，是姨父和我爸的共同朋友介紹的，姨媽就寄我爸的照片到印尼給我媽，說如果要的話就趕快決定，而外婆為了能讓媽媽過好生活，就賣了身邊的金手鍊給媽媽買機票。據說外公知道後，忍不住斥責外婆把養老本給賣了，這樣她以後的生活會更難過。就這樣，1980年底，我媽就買了機票來到台灣。
後來我爸帶著紅包到姨媽家看我媽，若是我媽答應這門婚事就收下紅包，在考慮了很短的時間後，終於收下了紅包。我媽結婚三年才生我，後來聽說她在印尼家裡的時候，算命的說她欠觀音，需要要安觀音，因為結婚兩三年都還沒有小孩，有天忽然想到沒安過觀音，就趕緊安了一座，果然沒多久就有了我。我媽三十六歲生我，後來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媽又懷孕，但不小心被我踢掉了。偶爾還是會講，如果那個弟弟還在怎麼樣。
媽媽有五個兄弟，她排行第五，是唯一一個女兒。我外公從潮州，應該是在抗戰的時候逃難到坤甸，那邊好像沒什麼印尼人，像是個荒島，外公到印尼後開始做小生意賣香料，像是香茅、黃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都叫薑黃。我外婆是在印尼的第二代華僑，但我沒見過他們，很早就過世了。在當地，華僑上學是去華文學校，印尼話到了高年級才教，但我媽念到三年級一直被留級，她也不是很愛念書，老師好像是共產黨人，時常將毛主席的話掛在嘴邊，後來聽說政府要抓共產黨人，就潛逃到大陸去了，我媽好像獲得解脫似的，把註冊單一扔，就沒再繼續念了。因為外公外婆都是華人，在身份認同上當然還是以中國人自居，所以他們講話會說「我們中國人」。在我媽認知裡，台灣人是土生土長、講台語的就是台灣人。
她不認識字，簡單的單字還知道，在外面她人生地不熟，不熟的路不敢亂走，最熟悉的就是住家附近的菜市場。後來陸陸續續認識很多印尼華僑朋友，在新店菜市場，我知道的就有十來個。其實她的印尼腔沒有很重，因為在她生長的那個區域，印尼人本來就不多，所以不太會講印尼話，只會簡單的幾個字，主要還是講潮州話，可能有時候跟誰聊天，聽到你有那個口音就會問，也有的是朋友間相互介紹，他們不一定講潮州話，有的用客家話，因為印尼坤甸那邊客家人也不少，為了溝通，耳濡目染之下，久而久之就會了。而我兩種話都會聽，但說不是那麼流利，可以回答。有時候會潮州話講一講，講到客家話或廣東話。廣東話是因為我喜歡粵語歌、港片，一首歌聽個幾十遍就默默學起來。「她這方面記憶力蠻強，許多老歌聽一兩秒前奏就知道。」瑞珍先生在一旁補充。
我有個老靈魂，或許是受到爸媽的影響，因為爸媽常聽老歌，小時候會播群星合輯、國語老歌那種錄音帶，後來我也比較喜歡懷舊的老歌、老電影和早年的連續劇，像邵氏電影、潮州戲曲電影等。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東南亞很盛行香港的潮劇電影和邵氏電影，所以像〈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不了情〉等電影，媽媽早在印尼就已經看過了，許多潮劇戲團也會去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演出，星馬一帶的唱片也會銷到印尼。我有一個來自新加坡的朋友，他發現我竟然知道新加坡國寶級的諧星及相聲演員、歌星（如王沙、野蜂、黃清元、張小英等等），相當的訝異，因為那應該是只有東南亞或老一輩的香港人才會知道的明星。
我小學二、三年級時回去過一次，還滿新鮮的，那邊沒什麼開發，是個很原始樸素的地方，馬路很寬。那裡的房舍大多是獨棟、木板搭建的高腳屋，進去之前要走一段木板搭的很像步道的路；我們住在小舅家，距離最近的舅舅家走路大概十幾二十分鐘，有次我牽兩歲表弟去三舅家，因為天色昏暗，木板缺角，走一走就一腳踩進洞裡，下面有水和泥巴。我媽後來有時侯會想回去看看，但我那時還在念書，也覺得回去一趟很麻煩，要準備三個人的旅費，現在還要照顧行動布店的爸爸，想回去就更不容易了。我媽有時候想想，印尼家裡父母、大舅、二舅都不在了，除了比較要好的一些兄弟，再回去也沒多大意思，現在想回去，也只是想看看老朋友，到處玩玩罷了。
——你媽媽有經歷排華暴動這一段嗎？
好像沒有，那時的排華暴動好像集中在雅加達等大都市，所以坤甸那邊沒什麼影響。倒是我媽以前聽外婆說二戰的時候日本人丟炸彈轟炸印尼，屍體就像魚乾一樣堆疊成堆，所以對日本人的印象就不是很好，看到日本的東西不是特別喜歡。看到寫日文，就是會說日本的東西好嗎，不要吃這個零食，日本的。
——你念中文系，是因為一直都喜歡國文嗎？
我從國小開始就對文學有興趣，國文成績也比較好。到了國中，開始接觸許多文學作品，也養成對文學的興趣與熱愛。我滿感謝我國中導師，她發現了我的才能，國一的時候推薦我報名字音字形比賽，參加兩次都拿到第四名的成績，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以前都沒機會參加這樣的比賽，因此我開始當國文科小老師，後來除了數學以外，曾做過很多科的小老師。國二之後開始接觸現代詩並學著寫詩，那時讀的多是洛夫、蓉子等詩人的作品，我有時會抄蓉子的詩，在下面寫小評語。受導師鼓勵，開始試著創作投稿，而且投的是我最不擅長的小說，雖然毫無意外地中箭落馬，但十幾年後，我依然記得且懷念這份呆呆向前衝的傻勁。
後來陸續念了中文系和中文所，透過指導教授的關係，接觸了不少文壇前輩和同道，也得以能和詩人周夢蝶有過一面之緣。關於周公，印象最深的是，讀研究所時，聽聞朋友說周夢蝶來系上買藍星詩刊，老師交代不要收他的錢，但他還是很堅持一定要給，在系辦打工的我，正巧那天沒班，錯失與周公接觸的機會。
我爸因為小時候沒機會完成學業，所以對教育相當重視，希望自己小孩有好的發展，但他也會尊重我的意見，不太會干涉我的選擇；與其事後才怪父母、念得後悔，不如學得開心實在。父親特別鼓勵我愛讀書的習慣，學生時期，只要是我喜歡的書，他都會陪我一本一本帶回家。大學畢業後繼續念研究所，碩論研究的是零雨的詩，可是自己覺得寫得不是很滿意。後來沒有繼續攻讀博士的原因，一方面是經濟上和未來的人生規劃實在不適合繼續往上念，因為一般文科博士念下去起碼要五年以上，除非在外兼課或有份穩定薪水，否則難以支持生活；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有那麼多心力在學業及研究上，所以現階段是不考慮念了，或許，十年後再看看？
中文所碩士畢業之後，除了準備國考，也在書店打工。2013年底，我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做字典編輯，那個時候公司還在籌備，有人找我們做文字譜，跟南部一家公司合作專案，到那邊整理文字、編碼，可是後來投資方和合作方意見不合拆夥，隔年年後，先生跟我就失業了。過沒多久，我就到了現在任職的公司擔任國文編輯，開始做網路直播教學。有些安親班可能沒有相關師資，等於說我們賣教材給他們，時間到了他們會收看我們在網路直播的課程。有些不是直接看直播，而是在網路平台VOD點播看課。課程的編制有授課老師、編輯和攝影組加導播。我負責講義編輯，還有課程投影片設計。以學期來算，一學期編三本講義，平常的工作不是在編講義，就是做考卷、投影片。我負責七年級和九年級，有時還要改作文。
看到現在國中生的作文，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寫得好的小朋友還是有，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很會敘事，但不太會描寫感受，他們沒辦法用太多的修辭或形容詞摹寫，對一件事做細緻的描繪，事情講完就結束了。有時候其實很期待看到孩子們的作文，因為每一篇都有不同的故事，看到有趣甚至無厘頭的描述，會不由自主地莞爾一笑；看到他們淡淡的寫下令人難過的個人經驗，也替他們感到心疼。小時候心中總不時浮現一個老師夢，長大後有修習教育學程的機會，但為了考研究所，也害怕將來成為流浪教師而把它推辭了。雖然沒有機會當學校老師，但當個幕後的「編輯老師」，也算稍稍彌補心中的幻想。
——你父親是怎麼來到台灣？
我爸現在八十六歲。十幾歲的時候和家鄉的妻子結婚，我爺爺他們是種田的。民國三十六年，在家裡種田的父親，聽到徵兵的消息，就跟著去看，從此就加入軍隊了。後來是從石臼港坐船到青島，分配到八二砲連裡，不久就跟著部隊到萊陽團管部去了。原本趁著請調當傳令兵的機會，回去青島，藉機脫身，後來青島成立一支軍團，我爸又回到軍隊裡了。民國三十八年端午節先搭船到海南島，年底就來到台灣了。
船上情況他沒跟我講，民國四十五年就到金門去了，當時擔任砲兵班長，曾經歷八二三，據我爸的回憶，那天部隊有新蓋好的營舍，已經整理妥當，準備要去住了，晚上洗澡的時候砲彈打過來，讓他們措手不及，跑的時候還扭到腳，由於他們不是主要砲擊的人員，砲戰那些天他們就在涵洞裡。同年九月就移防回到台灣。
他在台灣到處流轉，到過高雄、花蓮、基隆，後來當到少校，民國六十三年退伍，四十來歲。退伍以後就到新店的工廠工作，第一間工廠是做商標，接著就到空軍公墓附近製作輪輻的工廠工作，後來當上廠長。五十歲的時候，透過姨媽和姨父牽線跟我媽結婚。
我在國小四升五的暑假們全家回去過一次，，那時老家還有大伯（北方人叫大爺）、兩個堂哥和堂姊，還有幾個外甥──雖然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上十來歲，聽到他們叫我小姨，小小年紀的我還是覺得怪彆扭的──以前都只透過書信和電話以及寄來的照片裡認識他們，那次終於能親眼得見，心裡還是覺得有些激動。那是第一次見到大爺，也是最後一次。爸爸早在開放探親沒多久他就回去過了，後來陸陸續續也回去幾次。這四五年來，我爸身體不太好，有巴金森氏症，之前又跌倒，加上膝蓋本來就有退化，現在行動不方便。平常我們住在一起，互相照顧，但我們上班的話就只有媽媽在照顧；我們沒有申請殘障手冊，但有申請居家服務，一個禮拜居服員來個兩三次，幫他洗澡做運動。因為我媽也比較瘦小，沒辦法幫他洗澡，居服員來她才能休息。
巴金森氏症是慢性的神經退化疾病，讓人行動不方便，走路走一走會往前小碎步，重心偏移，肌肉僵硬，容易流口水等。因為生病的關係，使得他的情緒有些陰晴不定，現在沒買到他想要的東西會鬧彆扭。像他最近吵著要買洗澡椅，由於巴金森氏症的關係，現在身體會歪一邊，因為輪椅坐久會累，他覺得有洗澡椅就不會傾斜，可以自己起來用助行器走路，我們覺得那不能解決問題。以前買過一次，但退貨了，但他還是堅持要買。人家說囡仔性，小孩子一定要試過了，他才知道可不可行。他現在最大娛樂是看賣場DM，看到哪個東西便宜就想買。
——你們父女怎麼溝通，都是用國語嗎？
我聽習慣我爸講的山東腔國語了，也會一點點山東話，以前有時候我們早上會出去散步，星期六日還有寒暑假，在我們家附近的十四張菜園還沒拆的時候，我們常常去那邊。我媽有朋友住在那邊，最近那塊區域也要徵收了，那邊之前在拍照測量，本來說拆遷要給多少補助，後來好像不了了之。新店高中對面菜園比較多，本來都是林地，很好散步，早上到那裡，風吹過來都很舒服。先生跟我去過以後，都常常要我帶他去，那裡原本有間很有歷史的廟，忘記後來搬去哪裡了。跟爸爸散步的時候，路上看到什麼東西就聊，也會說說學校發生的事，有時候爸爸也會講他怎麼過來以及當兵的事。他回憶要離開家的那天，在家裡吃了幾塊玉米做的餅就離開家，他從石臼港坐船離開前，我爺爺曾過去那裡看他，但兩人後來也沒說什麼，就離開了。
困擾比較大的應該是和父母年齡的差距。人家問你爸媽幾歲，他們聽到都會相當驚訝，不說還以為我和媽媽跟爺爺住在一起；我說我媽是印尼華僑，他們的反應大多是：「哇！你媽是印尼華僑好酷喔！」一直到研究所都是。可能是聽到「華僑」就好像同個國度的人一樣，感覺比較不一樣。所以自己對「新二代」這個身分比較沒有太大的感覺，我媽從不認為自己是「印尼人」，只說她是從「印尼來的潮州人」，在她的觀念裡，印尼人指的是非華人的傳統民族。爸媽兩個人講國語，在家主要聊家裡的事，還有電視新聞的話題。現在因為爸爸重聽，又容易鬧脾氣，媽媽也懶得跟他說，就比較少說話了。
——關於長期照護，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台灣人口已經開始老化，長期照護現在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大部分所謂新二代，他們父母年齡也很大，像我們是已經在工作了，經濟上還過得去，但有些新二代可能還在念書的年紀，就得負起照顧老人的責任，這些小孩沒工作，經濟壓力是很沈重的。
因為擔心家中長者的身體狀況，也擔心媽媽沒辦法照顧爸爸，在某些方面，往往受到不小限制，例如就讀大學、研究所時就沒辦法外宿，也當然就無法盡情體驗多彩多姿的社團活動；假日出門也無法久留。婚後爸爸行動越來越不方便，我們出門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除了已排定的返鄉和必要行程外，下班後的晚餐約會、假日半天的看展和賣場採購行程，就成為我們的小確幸。
我們住一般的老公寓二樓，除了我先生沒人搬得動我爸，但先生有一次也閃到腰，所以很難得去公園曬太陽或是做些什麼事。我爸去年過年跌倒，肋骨挫傷，那時候我們在台南工作，沒辦法，所以就送到安養中心住兩個月。爸爸住在安養中心時，每天吵著要回家，第一個原因是他一個人在那邊，當然會怕，加上看到隔壁床的老伯伯似乎有點失智，每天晚上一直咳嗽，又吵著要幹什麼，然後在裡面又看到中風的，心裡更加害怕；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那邊大部分是台灣人，講台語，房間外面只有一台電視，平常他們都會自己拿遙控開來看，他可能覺得自己沒有歸屬感。
——這樣的話，他住榮民之家應該會比較有歸屬感吧？
榮民之家好像申請有一定的手續，也不知道有沒有資格入住，但點也不是很多，來回探望和每月的養護費用又是一個問題。以前去過大溪的榮民之家，我跟我爸一起去那邊看過一個伯伯。之前看病會去石牌榮總，但太遠了，現在轉去新店的慈濟醫院，現在每三個月就要回診一次。
訪問於20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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