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是有縫隙的，虛構可以再生，過往與未來共舞。陳又津倒身進入記憶廢墟，撿拾無用垃圾，逆光剪影，恣意拼貼，無常也不過如常。令人期待的新二代溯源書寫，已然越過堤防，漫溢肆流。
——顧玉玲
鹹光餅的假期 (摘錄)
文／陳又津
每次見他，他都問現在幾點了，好像這是一個固定的問候，比吃飯還重要。
「現在幾點了？」
「六點。」
「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母親把這個回答的機會給我，讓我跟他說兩句話也好。
雖然他床頭擺著一個從家裡帶來的時鐘，就跟我們以前住院的時候一樣。
但他似乎連放在他床頭的時鐘都無法轉頭看見了。──那是安養院裡面唯一一個屬於他的東西。他的西裝、領帶都不能帶來，也都用不上了。假牙放在床頭，但每天從喉嚨灌食沒有戴假牙的必要，不知道哪天開始連他的假牙都消失了。當然他撿的那些家具雜物都不能帶來，有空的時候我們就一天丟一點，一天丟一點。
父親和來看他的人關於時間的對話通常到此為止。
這時他會微微轉頭，看向白色的牆壁。
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繼續說話，老實說我也聽不太懂。
話語從那凹陷的嘴，咿咿嗚嗚，我必須透過母親的翻譯，才能知道他在問些什麼。某次他問了一個從未問過的問題，我不懂，母親也不懂，我們猜了很久，結果是──「讀書讀得好不好？」
好，當然好，好得不能再好。更具體地說是PR99的好，但父親可能不懂，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
後來他終於搞清楚我考上大學，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跟他溝通，他竟然下了一個勞師動眾的決定──要去郵局領錢給我，他要親手簽下提款單，當然是我填數字他簽名，因為他的手一直抖，沒辦法把數字填進格子裡面。
早知道應該留下那張提款單不去領錢才對。
後來他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大概忘了我已經考上大學，我說很好。
這時候他連瞳孔都變成銀色的了。
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一路從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從店鋪退守到家裡，最後撤退進自己的身體。
他從來不說自己吃過什麼苦，也沒有告訴他的孩子關於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還有他怎麼學會做餅。
父親的緘默使我無法想像他的身世，重建他所參與的戰役、硝煙的氣息，還有他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我能做的僅僅是，像母親說的「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在更廣大的歷史之中定位父親所在的座標。
無論這樣的測量有多麼浮動不穩定，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必然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著平凡的願望，希望戰爭結束、平安回家，還有成家立業。
只是當他想到要成為一個父親時，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時代沖散。第二次婚姻，他無法跨越族群或教養的隔閡。第三次婚姻，他終於有了一個孩子。如此一來，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繳了白卷。
「家」對父親而言，很可能是複數的概念。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一個是現代性的核心家庭，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古老家族。當他離開田地，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間，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後，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從此，他不曾再拿起鋤頭和鐮刀，在海上展開全新的生活。
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必須比那些在舊大陸已掌握權勢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現實的位置。父親毫不留戀，獨立於眷村和國宅之外，和建設公司交涉，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重新開始。
這個穿上西裝的賭徒，在青年時代就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也許他還太過年輕，不願意像其他比較老的人那樣承認對現實失望，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跟他們一樣。就算他失望了，他也輕描淡寫。
他一直都是那個不服輸的少年，因為他的青春從二十一歲才開始，自此不曾改變。即使中風多年，他都不曾講過想死，儘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他就像他這幾十年做的一樣，不說。
不說是他唯一的抵抗。
●本文摘自印刻出版《準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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