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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9歲,他77歲。未來我30歲,他還是77歲──今後這個距離只會縮短不會延長,最重要的是他曾經21歲。但隨著時日增長,我可以一點一滴,追上老人的步伐。──陳又津《準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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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佩芸

如同準新娘、準博士、準候選人,前頭加上的「準」是一種準備;即將成為,但還不是,若無意外的話應該是。陳又津的前作是動感跳躍的小說《少女忽必烈》,新作《準台北人》則努力撈取記憶,回溯父親母親的來時路。

父親是福建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陳又津有段時間認為自己是混血兒。直到年紀漸長,「新二代」說法出現,她試圖辨認自身所處的座標,先從地理位置開始,她出生於與台北市僅一橋之隔的三重,求學過程都以台北為中心,金陵女中、北一女、台大,不僅是中心,還是升學標準內的正中心。她高中時便發現自己回家的方向跟同學不一樣。返家路上,明明只要5至10分鐘就能通過的橋,卻常常堵車,一下橋,大家就開始不戴安全帽,說話的方式也不太一樣,食物以小吃居多,小歇或泡沫紅茶店是年輕人的活動熱點。她很晚才發現「三重」的存在,也從沒去過三重的任何景點,跟同學總是約在台北,連買唱片都會坐車去西門町買。

「這樣我是台北人嗎?當別人問我哪裡人,我得先確定對方是哪裡人。如果對方是台中人,我就是台北人,如果對方住信義區,那我就是台北縣人。」陳又津說,「沒意外的話我應該是台北人,但我無論如何都不想加入那個很中心的台北人,所以就自己定義為『準台北人』。」

這書名不免令人想起白先勇的《台北人》,而陳又津說,「原來這就是台北人,退役的將軍、打牌的姨太太……但沒有啊,我爸就是個很普通、很少講話的退伍榮民。新聞上會出現把大筆的錢捐給清寒學生或是坐擁地王卻在撿破爛的人,他比較接近那種類型。」

父親總是在撿,那是一個推著車不斷遠去的背影,而她總是丟。陳又津是收納控,硬碟定期備份,日記依年份編號,父親生病住院期間,她甚至偷偷丟掉父親撿來的舊物。77歲的父親過世那年,她19歲。「沒有特別的巨大的傷害,有的是淡淡的遺憾。那時我其實沒什麼感覺,要處理的事太多了,沒有時間跟精力。我後來看別人寫父親,覺得他們好認真,追去父親的家鄉,去尋父親過了什麼事……」她說,「我覺得『丟棄東西』是被台北馴化的過程,一個城市希望你乾淨、有條理,而不是像個破爛屋。不過既然是我把爸爸的東西丟掉,那就用文字拼回來。
她是先發現自己會寫小說,才發現原來也會寫散文。受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啓發,她把記得的片段寫下,再慢慢組裝。她以物件開啟母親的記憶,將小故事串聯起來;對父親的記憶太少,既成的現實只有遺憾,她想像,如果可以跟父親去吃福州丸,將會是很不錯的事。於是她嘗試虛構,用文字弭平一些不完滿。書裡也有和解,她不將父母視為父母,而是以成年人的目光,平等看待另一個成年人,理解他們當時遭遇到的困難,揣想他們是怎麼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除了追溯自身,陳又津將關懷放得更遠些,《準台北人》書末收錄多篇她對其他新二代的訪問,「談起來才發現,對父母瞭解之少、對自己瞭解之少。我們不尋根,可能是沒有經濟能力,或沒有那個需求,我們這一群沒那麼詩情畫意,這可能跟長期照護有關,跟青年貧窮有關,只能顧眼前。有些人甚至無法給我訪問,因為他們要照顧爸爸,根本離不開。」她認為,即使就打算停留在這裡,不尋根也無妨,至少要先理解自身的座標系。

她的訪談者鎖定跟自己年齡差十歲上下的東南亞新二代,一問才知道,許多人都不清楚自己父母的過去,甚至不知道父母的年紀,也擁有類似困擾和經歷的陳又津,在訪問結束後,彷彿多了很多兄弟姐妹。「我媽是華僑,嚴格來說,我不是真正的新二代。但如果不斷地再劃分出去,就更沒有機會獲得緩解,不能僅止於此。」她認為,「新二代」是個必須暫時成立的想像共同體,「不然我們這些人會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如果沒有『準台北人』這個座標,就只能往突破天際的標準去了,連台北人都無法成為台北人。」

於是,準台北人也是個集合想像,它吸納所有在台北居住、求學、工作,卻不完全認為自己是台北人的人。而在預備與成為之間擺盪,對這座城市懷抱期望,即使獲得台北人的認可,陳又津仍不斷校準自己,一覺醒來,又變了個準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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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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