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出生那年，台北只有三度。」每次寒流過境，媽媽就會這樣說一次。根據氣象歷史記錄，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氣溫攝氏三點三度。那年她三十一歲，剛做完月子，從只有夏天的國度來，就遇到超低溫寒流，孩子滿月，親戚送來金鏈鎖片，但沒人送衣服褲子，薄薄的衣服，不管穿幾層都會冷吧。我記得童年總是光著腳在磨石子地板上面跑來跑去，睡前還要用水洗腳，水還是冰的。這樣說來，我小時候常常感冒扁桃腺發炎，該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到日本，遇到半世紀難得一見的初雪。是初雪啊，我來到一個比台灣還冷的地方，雖然知道東京原本就冷，但雪花按照氣象預報準確降落。只是一個晚上的時間，外面的屋頂和車頂就變白了，雪敲到旅館的窗邊，比雨聲更堅硬，像是豆子灑上去。屋內有暖氣，碎冰在窗玻璃慢慢融化，變成水滴蒸發，我在旅館被冷醒，只能把棉被往頭上拉，第二天才發現空調有暖氣功能。這種大家都知道的事，只有外地人不知道。
距離約好的時間還有三個小時，山手線延遲行駛，到不了別的地方，步行能到的距離正好有個賞楓名所，白色園景配上紅色楓葉，路上觀光客忐忑封園，但大家八成都想著，既然請了假，人來到這裡，就按照原訂計畫。果然，手一旦抽出手套，周圍的寒氣讓人無法一直拿著手機相機，雪花飄上鞋尖，奪取血液循環末梢的體溫，就跟雨天一樣痛苦。
寫作計畫主持人T君說，他來自北方鄉下，是個我從來沒聽過的地方，只穿著短袖和薄薄的防風外套。我以為他說鄉下是謙稱，其實是近郊，直到他說老家積雪有三米深，才確定是真正的鄉下。外地人比本地人更知道東京的某些故事，那是東京不想被人知道的故事吧。T君說東京奧運要來了，他們想告訴遠道而來的客人，這裡有更多更多的「東京人」，是從尼泊爾、巴西、台灣來的──
澀谷車站的忠犬八公雕像在二戰前建成，但戰時亟需鋼鐵，八公也被徵收。結果八公前腳剛走，日本戰敗，熔化的金屬變成鐵道。現在看到的雕像，是後來做的，但雕像依然像野狗一樣，有時在地下道、有時在廣場，就看政府臉色。更不用說澀谷事件中死去及遣返的台灣青年，幾乎都沒有人記得了。
研究者、鄉下人、（可說是）前殖民地人的我，通過澀谷街頭每回有一千五百人次的全方向紅綠燈，其他人很快閃進百貨公司，不必在意融雪低溫，但專程考察戰後黑市的我們，像幽靈穿行於繁華街頭，走過填平河道而成的停車場、高架橋下的遊民屋。當周圍的人開始流鼻水，抱怨天氣異常，我發現這場雪，似乎沒有想像的那麼冷，因為我根本沒過過多少有暖氣的日子，早就把所有禦寒裝備全都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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