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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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9歲，他77歲。未來我30歲，他還是77歲──今後這個距離只會縮短不會延長，最重要的是他曾經21歲。但隨著時日增長，我可以一點一滴，追上老人的步伐。──陳又津《準台北人》

攝影／陳佩芸

如同準新娘、準博士、準候選人，前頭加上的「準」是一種準備；即將成為，但還不是，若無意外的話應該是。陳又津的前作是動感跳躍的小說《少女忽必烈》，新作《準台北人》則努力撈取記憶，回溯父親母親的來時路。

父親是福建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陳又津有段時間認為自己是混血兒。直到年紀漸長，「新二代」說法出現，她試圖辨認自身所處的座標，先從地理位置開始，她出生於與台北市僅一橋之隔的三重，求學過程都以台北為中心，金陵女中、北一女、台大，不僅是中心，還是升學標準內的正中心。她高中時便發現自己回家的方向跟同學不一樣。返家路上，明明只要5至10分鐘就能通過的橋，卻常常堵車，一下橋，大家就開始不戴安全帽，說話的方式也不太一樣，食物以小吃居多，小歇或泡沫紅茶店是年輕人的活動熱點。她很晚才發現「三重」的存在，也從沒去過三重的任何景點，跟同學總是約在台北，連買唱片都會坐車去西門町買。

「這樣我是台北人嗎？當別人問我哪裡人，我得先確定對方是哪裡人。如果對方是台中人，我就是台北人，如果對方住信義區，那我就是台北縣人。」陳又津說，「沒意外的話我應該是台北人，但我無論如何都不想加入那個很中心的台北人，所以就自己定義為『準台北人』。」

這書名不免令人想起白先勇的《台北人》，而陳又津說，「原來這就是台北人，退役的將軍、打牌的姨太太……但沒有啊，我爸就是個很普通、很少講話的退伍榮民。新聞上會出現把大筆的錢捐給清寒學生或是坐擁地王卻在撿破爛的人，他比較接近那種類型。」

父親總是在撿，那是一個推著車不斷遠去的背影，而她總是丟。陳又津是收納控，硬碟定期備份，日記依年份編號，父親生病住院期間，她甚至偷偷丟掉父親撿來的舊物。77歲的父親過世那年，她19歲。「沒有特別的巨大的傷害，有的是淡淡的遺憾。那時我其實沒什麼感覺，要處理的事太多了，沒有時間跟精力。我後來看別人寫父親，覺得他們好認真，追去父親的家鄉，去尋父親過了什麼事……」她說，「我覺得『丟棄東西』是被台北馴化的過程，一個城市希望你乾淨、有條理，而不是像個破爛屋。不過既然是我把爸爸的東西丟掉，那就用文字拼回來。」
她是先發現自己會寫小說，才發現原來也會寫散文。受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啓發，她把記得的片段寫下，再慢慢組裝。她以物件開啟母親的記憶，將小故事串聯起來；對父親的記憶太少，既成的現實只有遺憾，她想像，如果可以跟父親去吃福州丸，將會是很不錯的事。於是她嘗試虛構，用文字弭平一些不完滿。書裡也有和解，她不將父母視為父母，而是以成年人的目光，平等看待另一個成年人，理解他們當時遭遇到的困難，揣想他們是怎麼成為現在這樣的人。

除了追溯自身，陳又津將關懷放得更遠些，《準台北人》書末收錄多篇她對其他新二代的訪問，「談起來才發現，對父母瞭解之少、對自己瞭解之少。我們不尋根，可能是沒有經濟能力，或沒有那個需求，我們這一群沒那麼詩情畫意，這可能跟長期照護有關，跟青年貧窮有關，只能顧眼前。有些人甚至無法給我訪問，因為他們要照顧爸爸，根本離不開。」她認為，即使就打算停留在這裡，不尋根也無妨，至少要先理解自身的座標系。

她的訪談者鎖定跟自己年齡差十歲上下的東南亞新二代，一問才知道，許多人都不清楚自己父母的過去，甚至不知道父母的年紀，也擁有類似困擾和經歷的陳又津，在訪問結束後，彷彿多了很多兄弟姐妹。「我媽是華僑，嚴格來說，我不是真正的新二代。但如果不斷地再劃分出去，就更沒有機會獲得緩解，不能僅止於此。」她認為，「新二代」是個必須暫時成立的想像共同體，「不然我們這些人會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如果沒有『準台北人』這個座標，就只能往突破天際的標準去了，連台北人都無法成為台北人。」

於是，準台北人也是個集合想像，它吸納所有在台北居住、求學、工作，卻不完全認為自己是台北人的人。而在預備與成為之間擺盪，對這座城市懷抱期望，即使獲得台北人的認可，陳又津仍不斷校準自己，一覺醒來，又變了個準台北人。

原文出處：民視新聞

從小住在新北市三重地區，但對台北市的一切再熟悉不過，新銳作家陳又津，有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爸爸，以及印尼的媽媽，讓他從小就對於自己到底是哪裡人感到困惑。

身分認同的問題在陳又津的求學過程中，因為品學兼優鮮少再被討論，陳又津一路從北一女念到台大戲劇系研究所畢業，不過最後她選擇的卻是寫作這條路。

陳又津的第一本小說《少女忽必烈》，成為印刻文學生活誌歷年來最年輕的封面人物，那年他她才27歲，之後更陸續拿下青年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多個獎項，成為被大家看好的新生代小說家。

第二本小說《準台北人》要說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從自己是新移民二代的情感記憶，到榮民父親被歷史遺忘的生命，以及印尼華僑母親在台灣土地生活的痕跡，陳又津透過書寫，希望為小時候的種種疑惑找到解答。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人生，陳又津希望透過書寫，留下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每一段生命故事。（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原載於萌芽雜誌 2017.10月號）

一、【關於新二代書寫】

1． 你曾說，八歲時以為自己是混血兒，十八歲發現自己原來是新台灣之子暨外省第二代，這種身份自覺對你的寫作有什麽意義？你的長篇小說《少女忽必烈》關註新世代文化氛圍，散文《準台北人》探討了個人身世與族群境況，除了個人的因素，為什麽對移民新世代的成長和家族書寫如此關註？

新世代、八〇後、新台灣之子和外省第二代，都是媒體偷懶而安放的不準確標籤，但不知道的人常常被這些標籤帶著走，誤以為真有這樣的一群人存在。我的寫作，希望能用想像和經驗打破這些迷思。移民是一種觀看的視角，但東南亞、國際間，或是台灣島內不同族群（福佬、客家、原住民）的流動，又各有不同的層次。小說和採訪其實都有立場，不能因為害怕被人認為主觀，就講些人云亦云、「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無關痛癢言論。家族這樣的概念，本來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過去由血統主宰的「家族」，如今轉換為核心家庭，甚至連網路、興趣都發展出「群」、「社團」的概念，正好讓我們重新審視「家族」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又怎麼影響我這個人的存在。

2． 台灣的黃宗潔教授也是新二代書寫者之一，她將家族書寫定義為“關於我是誰這樣的提問所開始的自我追尋的旅程”，指出家族書寫跟自我概念、自我認同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家族書寫要回到更核心的“我”──怎麽定義“我是誰”、怎樣找到我的位置、怎麽去認識自己、怎麽跟外界述說自己、怎麽解釋自己的需求等。你對此怎麽看？她還提到家族書寫有療愈的作用，能讓人重新理解家人間的關系。就你的體驗而言，有這樣的感受嗎？

我曾上過黃宗儀教授的《文化地理學》課程，讀到關於菲律賓移工的論文。我發現無論地域、語言、年紀，這些人的經歷竟然這麼相似。但我所關心的家族，似乎又不是前人所做的「尋根」，而是「此時此刻」同齡人關注的事。要論艱辛，移民二代絕不可能像是移民第一代那樣有明確的界線，何處是異國、何處是家鄉，更可能是一道菜、一種味道、一種發語詞，如果能把這些曖昧的空間描述出來，那可能足以解釋「我之所以為我」。家族可以是書寫的起點，療癒的方式大概也很多，就像我最近訪問了一些人，發現她們並不寫作，但懷孕生子也幫助她們重新理解母女關係。

3． 你曾說自己反對將台灣的新世代之子標簽化，比如新聞報道上傾向於把新世代之子分成兩種，貼上極端的標簽，一種是“恐淪為幫派份子”，另外一種是“前進越南，年收百萬”。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你的作品中的人物確實真實、立體，那麽在寫作中，你是采取了哪些方法，避免把人物標簽化，同時又能寫得鮮活？

我偶然發現採訪不該是論文式、量化的制式問題，更多的是藉由這個話題當作引子，來了解這個人。不把任何問題當作理所當然，盡可能地把他們自己的特質表現出來。這些年輕人多半從未接受訪問，我們就像是祕密交換祕密那樣的形式，但移民的故事根本就不是祕密，只是很少有機會討論，因為移民二代的膚色、腔調常常跟當地人都一樣，不說的話永遠都沒人知道。十年前我所憂慮的二分化，現在漸漸被打破，有更多人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有人拍片、有人演講、有人寫課堂報告，如今已經成為普遍的話題。

4． 你曾提及，自己比較認同黃宗潔教授提到的“關鍵場景”，即可以用來解釋某人某事為什麽對人物的影響那麽大的場景。你曾分享過自己成長中的兩個“關鍵場景”，一個是小時候媽媽對你的正向激勵：你是混血兒，混血兒會特別的聰明可愛；一個是和爸爸一起吃爸爸做的黑黑的飯，吃著吃著哭了。但有些人可能認為成長是一個慢慢積累的漫長過程，是偶然和必然的覆雜融合，沒有所謂影響人生的關鍵時刻。那麽在你看來“關鍵場景”到底為何重要？在寫作中，你會有意識地描述“關鍵場景”嗎？如果有，舉例來說是如何處理的？

文/張怡微

（原載於《萌芽雜誌》2017.10月號）

我認識陳又津不短的日子，雖然沒有什麼深入的交往。我斷斷續續讀了一些她的小說、她寫在副刊的專欄等等。印像最深的是幾年前我們一起去福州開會。但她在會上說了什麼，印象也十分模糊了。瑣事倒是想得起來一些，譬如我強拉她去銀行辦理銀聯卡，因為收稿費會比較方便。她想辦理支付寶，後來因為時間太短沒辦成……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沿著一條小河邊，一起喝咖啡。總之是很熱鬧的一個夜晚，有很多笑聲。

陳又津身上有許多標簽，她有外省爸爸、華僑媽媽。對台灣人而言，血統很特別。這種“特別”對作家而言是天生的財富，足以激發敏感與尖銳，打造自己的宇宙。她拿了許多文學獎，是第一位登上《印刻文學生活志》封面的80後作家，她之後還有謝海盟等。在台灣文青圈，很少有人沒聽過《少女忽必烈》，那是她的第一本書。

作為台灣新一代傑出的青年作家代表之一，陳又津聰明、謙遜、幽默。文風也簡潔，這點和許多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式很不一樣。她是個意圖明確的創作者，這可以表現在她的小說標題，如《準台北人》、《跨界通訊》等等。用更文藝的話來講，身為“少女”而不怎麼耽溺“迷路”，很坦蕩。將圍繞著什麼問題說故事、又如何聚攏於自己的身世、生活體驗，陳又津很少故弄玄虛。我覺得她比許多女作家都要清醒，講故事的本領很嫻熟。我很喜歡聽她說一些“恩怨情仇”的事，及城市畸零人內心的溝壑曲折，在她的描述裡，各種痛楚都顯得很絢爛，身世則像是一種審美的棲居。

她長得有點像鹿晗，雖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我感覺到的是一種更為中性、靈動、俏皮的形像。陳又津寫的故事都很沉重，所以她的寫作風格顯得舉重若輕。大陸讀者也許不會懂得，陳又津內心所走過的身份認同之路、也是滋養她走入文學世界的泉源，最初是如何發生又如何綿延。

其實我也不算特別搞得清楚，從“外配子女”到“新台灣之子”到“跨國婚子女”再到“新移民二代”，與她所走過的童年、少年、青年心路，那似乎是一個基本框架，代表人的來歷、身世。隨後，這種框架又將與平民所可能遭遇的一切人生風雨相重疊、交融，碰撞出奇異的光輝。換句話說，我們或者可以粗糙地理解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強勢城市中，一位歷經坎坷的異鄉背景的父親，娶了一位年輕的東南亞太太，他們的孩子又是那樣的敏銳、充滿微笑，一遍又一遍對別人解釋，自己的爸爸是怎麼回事、媽媽又是怎麼回事……這種長期的、燦爛的微笑可能本身就是一種創傷重建的產物。

陳又津十分穩健地勾勒著一種“被冷落”、“被遺忘”甚至被天然放置於主流外圍的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她的誠實背後有頑強和清醒的特質，在她狀似輕鬆的表達中若隱若現。她喜歡充滿童真的、漫畫般的語言素材，營建紛繁唯美的所謂夢工廠或者……移動城堡之類的玲瓏景觀，但其實她一直在書寫一種與身俱來的“擔心”。

閱讀陳又津真正的障礙在於，我們對於少數族裔日常生活的陌生，及居高臨下的傲慢。在一個漢族占絕對主體的民族而言，我們的生活自給自足，很少會將目光投射到難以自足、不得不與他族相處的群體，他們之中早慧的孩童是怎樣度過童年與少年時期。父親是外來者，母親是外國人，家族中的疾病、死亡，生活的清苦所疊加起來的濾鏡，淬煉了她的視角。陳又津寫城市游牧人，不再是故弄玄虛，也許她真的在7-11前游牧過，在台大戲劇系游牧過，從燈紅酒綠的信義區游牧到台北外圍的三重。你覺得奇異，是因為你從來沒有認真走入過她的內心。

故而陳又津的野心，並不在於她試圖走入主體人群，而恰恰在於她帶著那麼大的耐心，那麼真摯的俏皮，扎扎實實地型塑了一個“他們”為她打造的人生門楹、世界壁壘，“奇異”感是難免的，“奇異感”本身也隔離著傲慢與冷觀。更真切而言，陳又津筆下的“奇異”都是很沉痛的。在所謂的“奇異旅程”背後，是森嚴的“心知肚明”，也是縈繞著創傷之外滿溢的同情。她的新長篇《海晏畫抄》正在網絡上連載，故事寫的是1935年的台灣，兩個美少年……我很喜歡其中有一句話叫做“再這麼下去少年的形像越來越淡薄，他不甘心這麼輸給記憶……”

“再這麼下去少年的形像越來越淡薄”……似乎也是閱讀陳又津奇幻故事的必經之路。

做工的時候特別愛吃，那杯二十歲沒喝到的咖啡，我媽到六十歲還記得。

那時，她在雅加達成衣廠做女工，包吃包住，做了半年。有個男同事沒事喜歡摸胸部，但老闆也不趕他，女工只能自己保護自己，但對方照樣伸出鹹豬手，講幾次都沒用。成衣廠什麼沒有，剪刀最多，「我生氣了，往他肩膀捅下去，警察要抓就抓我好了。」她說，當地警政腐敗，到時再用錢疏通，但我覺得她也沒多少錢，不然幹嘛做女工？

那人命大沒死，這件事用咖啡粉敷著止血就算了，老闆沒叫誰走人，男的還笑笑對她說對不起啊，從此不再欺負這個女工。

在親戚的成衣廠工作，學不到技術，連佣人也對她說，老闆娘交代，咖啡不用給她喝。寄人籬下，連喝杯咖啡都要看人臉色，幸好她有工資，錢能解決的都是小事，自己出門買咖啡，加碼吃麵包，老闆大概想說是親戚，你不可能不做。她想這樣下去，一輩子只能做最低階的工作，等她學到拷克，總有一天要去別家工廠。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某天裁縫桌上放了一堆做壞的內褲，表姊對人說，「都是阿妹做壞的。」沒有當面查證，也不知道是第幾次惡意中傷，我媽聽到，衝過去說：「是誰講的？你當面問我就好，為什麼要誣賴我？」講完摔門走了，叫了人力三輪車回家，她家其實也不遠，二十分鐘就到了，親戚還把她東西送回家。

比起做親戚的奴隸，還不如為資本主義賣命，後來，她去了跟親戚無關的工廠。

有新的工作機會去棉蘭，離家的機會很誘人，又是一個有美食、華人很多的城市，但她想親戚帶她去，萬一又受委屈，不是三輪車回得來的距離，還是留在雅加達領週薪自由，有空就看邵氏電影，認識一點中國字，在她心中，台灣大概滿地都是二秦二林俊男美女。她也會帶兩個妹妹，花掉三週薪水去劉文正演唱會，存一年多的薪水跟同事去峇里島玩了半個月。她二十五歲時，親戚要帶她去香港，但她錢還是沒存夠，怕買不起回程機票，離不開親戚那些閒言閒語。

二十九歲那年，她一個人搭飛機到台灣，幾乎沒有任何親戚，工作也是朋友介紹，做串珠項鍊，比成衣更沒有技術門檻，雖然一樣沒人給她喝咖啡，不過台灣工廠本來就不流行喝咖啡，這裡的人都說著電影裡面的語言，她雖然聽不懂，也看不懂公車該怎麼搭，至少不用看親戚臉色、聽人說閒話。在這裡，她是一個新的人，無父無母，只有朋友，終於可以用自己夢想的方式重新生活。

今年，她六十二歲，第一次來香港見她阿姨，沒人接機帶路，住自己出錢的旅館。到了地鐵站門口，我想到旅館不在地鐵站附近，必須轉車，附近兩百公尺就有公車站，還是搭公車比較好，沒想到路上有高架橋、天橋，還有人行道圍欄，我忙著快步找路，叫她站在這，我去前面看看，果然沒路，只能走上天橋。她說沒關係，慢慢爬階梯，說吃飽飯走走也不錯，但軒尼詩道根本沒一棵樹，她也能這麼悠閒，那我沒找到最快的路徑，似乎也沒什麼不好。

「你相信有鬼嗎？」帶媽媽到澳門旅館的晚上，躺在床上準備入睡，她忽然說出這句，教人懷疑她是否看見什麼。旅館旁是港口，樓下是賭場，少不了有人跳海自殺，這天晚上我們逛了賭場大觀園，光是搞懂牌九、骰寶、百家樂的遊戲規則，腳就痠了，根本沒換籌碼就決定回房睡覺。

她說，叔叔在印尼鄉下做賭場，有賭客養小鬼，能見到常人見不到的東西，有算命師養來轉述命運。她童年有個玩伴長相極美，眾人追求，但生完孩子之後，據說小鬼纏身，發瘋死了，現在想想，可能是產後憂鬱，但現在旅館燈關了，在三十幾層樓窗外，幾許水銀燈光照進，特別適合鬼故事。更何況，旅館房門多半沈重，隔音效果好，沒人知道門後有什麼驚奇在等我。

剛到香港，我們一連住了四天三夜，行李箱還沒打開，門鈴就響，房務員送了四顆蘋果。打開行李，門鈴又響，門後的女人長得肖似外婆，鬈鬈白髮、高鼻子、浮腫眼皮，只是矮一點，剛到旅館我們給她打了電話，她說家住附近，但沒想到竟然真這麼近。大姨婆幾十年前嫁到香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見她，我媽和她也四五十年不見。

我媽記得算命師也養小鬼，說她八字只有二兩多，我記得我小時候也翻黃曆幫全家算過，應該是這數字沒錯。「我天生勞碌命，所以我媽媽不喜歡我。」聽到自己的媽媽說這話，我很驚訝，原來她是外婆不喜歡的那個孩子？但我很確定，我媽在全世界最喜歡的就是我（主要也沒別的選擇）。躺在旅館大大的床上，談起她以前在成衣廠工作的親戚，香港那個夢姨八字有四五兩，人人都說命好，官侯將相，但現在丈夫罹癌十多年、膝下無子女、七十歲了還要上工，這樣還能算好命嗎？但那個算命師也給了還是孩子的我媽一條退路，「我會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滿月的時候也算命，據說是遠親表姊抱我去算，算命說我命中有文曲、會當官、有貴人，但父母都不是台灣人。媽媽覺得她又沒去，竟然被說中，很是信服，從小到大一直說給我聽，但我覺得只要來者有口音，基本上都能做出這種判斷。「我是勞碌命」是我在童年時期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換成別人，大概會覺得媽媽在暗示「我這麼辛苦都是因為你」、「你還不用功讀書報答我」，但我媽從來沒有把她媽媽的那句「我不喜歡你」掛在嘴邊情感勒索，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停止傷害下一代的循環，用行動證明「全世界我最喜歡你」，用女人的勞碌命，在餐桌放滿我愛吃的菜。

小學放學以後，我走到媽媽工作的自助餐店，等中午用餐的尖峰過後，大約一點半，跟媽媽拿著一個橘色大碗去打菜。我最喜歡吃蒸蛋，簡單便宜，我媽在家也常做。吃蒸蛋之前，我把蒸蛋攪碎，跟白飯攪拌，不管是同學還是假牙老人如我爸，都覺得這種吃法很噁心。但我覺得既然要一口蛋、一口飯，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先攪拌呢？而且，這樣可以吃得很快，很長一段時間，我吃飯只需要五分鐘。

吃完飯，差不多可以洗飯鍋，自助餐的飯鍋很重，且用瓦斯爐加熱，外面都是黑色的鐵鏽，裡面沾滿飯粒和鍋粑，煮完以後還要移到保溫鍋，每個鍋子都很重，移來移去很麻煩，一不小心就會閃到腰，洗的時候光倒掉裡面的汙水，也要小心砸到腳。後來發現電子鍋也有營業用的，大可不用這種沈重鐵鍋，不過現在高級電子鍋號稱釜鍋，內鍋越重越好，大概是有閒的人想體驗餐廳的粗重活吧。

話雖如此，自助餐這個工作讓我媽很開心，因為三點就能下班，就算職稱是歐巴桑，四十歲的她一樣很高興，因為她更早之前在新莊麵店工作，從早上開始到晚上十點，那段時間她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家，我中午放學回家，她趁下午休息接我，但我連午覺都睡不好，四點就要從三重出發，準備晚上開店，補習班的功課也沒時間寫，只能勉強看著鐵架上的小電視。她說，早知道有這種半天的工作，她就來做了，只是因為不知道，才從早做到晚。

現在看到有人在自助餐挾魚，我都會心生佩服，看他悠閒剔骨去刺，不受周圍慌亂圖溫飽的氣氛影響，這種客人多半是一個人，只有頭頂的新聞陪伴，不容易跟人聊天哽住。清蒸鱸魚、紅燒松鼠魚都是我家常見菜色，但小時候大家講起魚頭都是媽媽吃的時候，我想到魚頭要不是因為鍋子太小，早就砍了，就是放在廚餘桶，完完整整被丟掉，我媽也早就說過她不喜歡吃魚頭，我想原因跟我一樣，實在太花時間，反正，我們兩人連一隻魚都吃不完，根本不用考慮可憐兮兮的魚頭。

媽媽愛吃什麼呢？記得以前去軍公教福利社，我拿餅乾洋芋片，她必定會拿包沙其瑪，從原味、海苔、黑糖什麼都吃過，所以我去各地旅遊，也一定會帶包沙其瑪回家，這是每家麵包店都有的平凡食物，但我始終不知道哪裡好吃。

這回去香港，鼓勵她去看看伴手禮，難得那些字她都識得，不必我在旁邊解說。她往籃子裝了幾樣，我說這店裡也有沙其瑪，怎麼不拿？她說，她不喜歡沙其瑪，以前因為便宜，而且可以多放幾天，才買來當早點。我才發現，這個誤會實在太大了，她不喜歡魚頭，但也該跟我說她不喜歡沙其瑪，這樣我出門才會買別的東西給她啊。

跟計程車說到好運中心大新銀行，司機說前面就是，我們只好下車，沒看到銀行，只看到前面天橋。還好有手機導航，銀行就在右手邊，只是左看右看，柵欄圍得密實，表哥說你們在這等，他去前面看看，一個人跑到人行道終點，確定沒路，叫我們別過來，折返跑回，帶著我媽、他媽兩個人走上天橋。

香港鬧區的人行道極窄，教人擔心豐腴的人走上了，這路就要成了單行道，不然只能人車爭道，雙層巴士分寸不差停在人行道旁，巴士裡面的人也早早在後門排隊等下車，更有人從巴士上層位置下來，一個過彎沒抓好，可能會摔倒。所以人多的時候，表哥多半像導遊走在最前面，再來是兩個媽媽，我在最後壓隊。

沙田地鐵站連著百貨公司，百貨公司連著商場，商場有空橋通往老街市，一條路直走，有吃的、有用品、有銀行，包辦生活。有時我跟表哥並排走著，不小心發現媽媽們落在身後，必須折返回去，這樣重複好多次。

地鐵站出入尤其洶湧，表哥總要提醒兩個媽媽拿出卡，像是怕她們被踩扁。沙田站是地鐵最初的幾條線，閘門不是自動開啟，而是三根鐵棒輪流轉動。發現媽媽卡在後面，我們相隔兩邊，跟她說，「用手往前推」，鐵棒是動了，但人卻沒過來，肚子卡在閘門和鐵棒中間。他從錢包再拿出一張卡，刷了就過，但也沒要找詢問處解釋，這種情況他大概遇多了，乾脆花錢消災，省得好像欠後面的人幾百萬錢。

晚上在維多利亞港看夜景，他說以前在中環做工，日景夜景在交通船上不知看了幾遍，下班時，他會在尖沙咀這頭等天黑，看場免費大約十五分鐘的戲，再搭地鐵回上水。他記得維多利亞港最美的時刻不是燈光秀「幻彩詠香江」，而是某天清晨，晨曦照耀，霧氣尚未從海面散開的模樣。這幅景象，他那些年只遇過一回，想來那一定是個辛苦的工作，才會在清晨上船，而上天就給這群趕早工作的人，一個沒有太多人看過的維多利亞港。

從紅勘往尖東，轉乘屯門地鐵線到尖沙咀，乘客嘩啦啦往對面月台前進，表哥一馬當找了位置坐下，我在最後押隊，任憑其他乘客超越（我在台北時都會算好車門位置，不用衝也能走在第一個，不過人生地不熟，算了），我必須確定兩個媽媽走在前面，否則我們進了車廂，媽媽丟在外頭怎麼辦？看著他慌張搶位的背影，我忽然發現，這是我跟媽媽出遊，難得不用走前面的時刻，他的背影不就是我平常的樣子嗎？要比別人走到更前面，冒著車門關上的風險，就連一站也必須拿下好位置。我像他的另一雙眼睛，在他的背後保證，放心，兩個媽媽我都會送到，就算我走慢了，被車門擋在外面，我也能搭下一班車，跟你們在目的地重逢。所以，你就安心往前吧。

一路往前，行李推車進門，上樓，前門開了，推車不用迴轉，就能直線出去。

剛進香港機場，我就被行雲流水的速度吸引。第一次來香港，我只記得手扶梯速度很快，快到我從來沒走過左邊。這第二回目的不在觀光，而是探親。剛入境在等酒店接駁巴士，旅客大部分來自馬來西亞，竟有超過一半來探親，他們跟我媽年紀相仿，而且能用客家話溝通。這香港島上不知到底有多少移民？這裡是我媽在二十五歲那年，湊不出機票錢而不可得的地方，晚了快四十年，她才終於抵達。

那些住香港的親戚，是我媽的大阿姨、小阿姨、某某姨、某某姐，我也沒要修正為姨婆、阿姨，任由她們沒名沒姓，只是個單純稱呼。我也像個平輩那樣，接起手機對我媽說，嘿，你阿姨打來了。但這樣很容易跟媽媽的姊妹（也就是我阿姨）搞混，不知道是在說誰。

全都見了一輪，這些散落在香港，我媽幾十年不見的人，其實常常在她的故事出現。原來我媽逃難時期住的是開姐的家，她就是那個好心收容救濟難民哥哥的妹妹。我媽年輕時看電影都會找夢姨，小阿姨是跟家人鬧翻來香港三次，三十三歲才嫁成的老阿姨。在商場賣名貴藥材食材的大阿姨已經七十六歲，一直說她抽不出時間去澳門，因為小小的一個店面，一個月就要四十萬房租，休息一天都會虧錢，更別說什麼退休。

開姐想來，但必須等兒子下班才能來旅館找我媽，因為她自己不會找路，就跟我這個觀光客一樣。大夥約了隔天早上見面，謝天謝地，開姐的兒子能用普通話溝通，直到輸入手機號碼，我想總是要問人家名字，雖然附註我還是打了「開姐兒子」，他在我心中一樣沒名沒姓，反正我也就是阿妹（她們這樣叫我媽）的女兒，彼此彼此，也不用多餘的社交。

小孩是這群姊妹的眼睛、是通訊軟體、是腦也是腳。她們只要吩咐一聲，我們就會把事情辦好。從約時間、挑餐廳到交通方式，我這回完全不必管行程是什麼，整場飯局，我們這群老孩子都吃完了，那兩個作為主角老人卻沒動幾口，只顧著講話。到了她們家，平常上班的孩子開始打瞌睡，邊聽她們聊。開姐兒子的客家語聽力比我好，因為父母在家就用客語，我第一次覺得有輸人一半的感覺，就是不多不少，輸一半的爸爸。

開姐因為腳不方便，囑咐兒子帶我們遊覽香港長洲島。「你舅舅很好。」「你外婆也很好。」我媽對那兒子這麼簡短說明她在逃難時期的事。「你媽媽跟我一樣姓吳，因為她跟媽媽姓。」結果他才知道他媽媽原來不是跟爸爸姓，發現一個他三十多年來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祕密的祕密。「你媽是雙胞胎──」那兒子再一次震驚，媽媽從來沒跟他說過，但他用普通話說，「可能是我沒仔細聽。」

我們從小到大要聽的話太多了，客家話、國語、廣東話、英語或日語，但也許現在聽見，也還不算太晚吧。

等我知道打電動要節制了，媽媽就不用費心，思考Gameboy掌上型遊戲機到底要藏身的位置。那時候打超級瑪莉和蠟筆小新，螢幕是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的長長關卡，幾回以後越加懂得躲避危險的技巧，差不多兩個小時可以破關。剛拿到遊戲機時，怎麼樣都不願意讓遊戲機離開視線，那時候書還是高貴資產，不適合出現在餐廳後巷和客廳板凳，不小心就會弄髒折到，遊戲機等於是我的另一個玩伴，站著打、坐著打，動靜皆宜。

「買書是需要技術的，像我爸那樣的工人，有可能走進書店問店員說，要買什麼書給國小二年級的女兒嗎？不可能，他根本不會問。」
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女生回想，她爸就算知道她喜歡書，也不知道該怎麼買書，我想我媽大概也是，他們不是不願意或花不起，只是根本不知道找誰來問，店員又都看起來很忙的樣子。記得我小時候擁有的幾本《孫叔叔說鬼故事》、繪圖版《唐詩三百首》，應該也是鄰居姊姊帶我去買的，拿著我媽給的幾百塊。

媽媽買了Gameboy，又怕我近視，怕我趁她不注意偷玩，我只能在她看到的時間打電動，其他時間藏在家中各處角落，我的視力在此時達到巔峰，剛開始藏在抽屜、鞋櫃、藏金飾的枕頭，再是祖先牌位後面，我一一破解，但我很快就發現，我花在找電動的時間比玩遊戲還多，不如在媽媽發現以前物歸原位，這樣下次媽媽不在家我就隨時可以玩了。媽媽常常不在家，我也希望媽媽上班的時間越長越好，因為不管我打到哪裡，聽到她回來的聲音只能斷然放棄，放回那個床頭櫃的棉被底下，像是它從來沒被拿走。

有了桌上型電腦，這就藏不了了，長大到現在，同齡的朋友逐漸有飛蚊症，我時不時就會去眼科檢查，前幾天媽媽說她看不清楚，這樣說來，我也注意到她的瞳孔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就有點白白的，可能就像白頭髮一樣，眼睛也會因為年齡變白吧。告訴她我跑過的眼科，她雖然不用我親自帶去診所，但也擔心她一個人就醫的路上還能看清楚吧？

幾天後，她帶了眼藥水和一張紙條回家，上面寫著輕微白內障和黃斑部病變，但她沒長時間用電腦也不在戶外，為什麼呢？該不會是電動打太多了？剛開始是桌機新接龍，就跟我國小的時候一樣，後來有了手機就玩寶石方塊，家裡隨時都能聽見華麗音效。以前叫她跟我一起吃葉黃素，她不要，現在醫生寫了，才知道這是好東西，反倒是我懷疑健康食品是否有用處。而且已經失去的視力，多半也不是玩電動的關係吧，但年紀大了這個答案又讓人太灰心，所以，還是多吞幾顆葉黃素吧。

倒是她，不用我沒收手機，藏到枕頭櫃深處或其他神秘地方，自己就說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