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我爸媽結婚，那時候是不是一件很驚天動地的事？」

菲律賓華僑爸爸╳菲律賓媽媽

高邑瑄，1990年出生，25歲。

生長於台南，三姊妹的么女。她出生之後，家中經濟情況好轉，自己也說沒吃過什麼苦。雙胞胎姊姊一路跟著父母親搬遷，待過桃園和雲林，最後才在台南定居。

因為外表被歧視的經驗，兩個姊姊應該也有，但邑瑄說她們絕對不願意談，家裡的事也都被交代盡量低調，要不是么女的任性，恐怕也沒力氣說出這段心情。這回也是筆者第一次訪問到華僑和當地人的婚姻，雖然當事人沒跟小孩說得太多，但也不免讓人想像，台灣該不會是移動者的自由戀愛應許之地？

邑瑄大部分不愉快的經驗都停留在幼稚園和國小，國中進了私立學校之後，就沒聽到什麼針對性的歧視，但那是因為有經濟這面盾牌的關係。「其他人怎麼辦呢？」因為我們差點就掉進那個洞裡，所以一定要比別人更小心。

訪談

我在雲林出生，台南長大，台語聽得懂，就算不會台語也要會一點，吃東西，去店家一定會碰到台語，我也不知道自己理解得對不對，但大概是這樣，但大家聊天就沒辦法，我來到台北覺得很好，因為台北很多人不會講台語（笑），在台南人家說你不會講台語不是台南人啊。

我們家裡面不太講台語，應該是我小時候被保護得好好的，所以我不會有機會跟外面的人講到台語。我姊姊因為我爸很忙，什麼跑銀行、跟戶政事務所，因為我媽看不懂，所以這些東西全部變成她們的責任。她們那時候才小學六年級，我爸交代她們開戶頭，可是這東西很麻煩，要十八二十歲，不然就要家長陪同，我姊就她們兩個人，行員就說你的爸爸媽媽呢，就沒有，她們原封不動回去跟我爸報告，我爸就大罵她們說我就在上班，你就要弄好。我就覺得天哪這麼恐怖。

之後我的聯絡簿也是我姊用菲律賓話唸給我媽聽，還有通知單。以前我沒什麼感覺，是我姊姊去念大學不在台南，換我解釋那東西，我媽中文不是很好，我菲文也不是很厲害，中、英、菲夾雜的，我也沒辦法解釋整封信意涵，就隨便亂講，校外教學、畢業旅行、家長座談會。有一種要放暑假前確定家長看過要簽章的通知單，會講到毒品、溺水，整篇都是廢話還要努力翻出來。

每逢年底，我們都會回顧這一年，《幼獅文藝》與華副聯合策劃「2015字說臺灣」專題，透過作家以一個「字」，詮釋過去一年的台灣，不論作家寫出哪一個「字」，你我或許心有戚戚焉，或者不表認同，但這都是我們走過的痕跡……。華副限於篇幅，擇部分刊出，完整專題請看《幼獅文藝》12月號。

南　　　 ■陳又津

2015年，有越來越多東南亞傳送點出現，於是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以外，另一片南洋海域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四月，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開幕。

五月，ASEAN PLUS南洋誌於網路發行。

七月，One-Forty（四十分之一）舉辦「東南亞星期天」活動。

九月，書寫新二代計畫於「生命史專欄」發表。

移民工文學獎進入第二屆，外婆橋計畫進入第五年，南洋臺灣姊妹會正式成立了十二個年頭──如果全都要寫下來的話，可能過了截稿日我還沒寫完。

輸入關鍵字，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就能和東南亞建立連結。S就是這樣跟我認識的，我們一樣住在三重、讀一樣的國中，記得老師的綽號，說起當年的理化老師和英文老師結婚了，卻是過了十幾年後才經由網路相連，那天晚上，她不知道為什麼，決定在搜尋欄鍵入：「越南華僑」。

那是她少數記得與父親有關的事。她說，國小時父母離異，那之後再也沒見過父親，就連爺爺奶奶也一樣，不知這個父親（兒子）的去向。小時候，她們一家住在內湖的越南村，雖然內湖經過大幅開發，和過去不一樣了，但越南村仍然是個開車才能到的地方。後來，她讀內湖高中，放學的時候憑印象走進越南村，但她沒跟任何人打招呼，爺爺奶奶也不知道她回來過了。

十幾年後，她過了三十歲，有些事還是放在心上，只是沒人能幫她找到回家的路，只有網頁的搜尋記錄，標誌著她走過的痕跡。

或許，她曾經隔著螢幕，看著衛星空照街道圖，吃力地辨認那些鐵皮屋頂，究竟哪個才是小時候的家。

或許，她輸入了父親的名字，只是我不知道。

2015年的現在，為了把屬於自己的這塊拼圖找回來，我們相遇了。在咖啡店的這個下午，我們好像都從對方的故事裡面，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

——顧玉玲

鹹光餅的假期 (摘錄)

文／陳又津

每次見他，他都問現在幾點了，好像這是一個固定的問候，比吃飯還重要。

「現在幾點了？」

「六點。」

「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母親把這個回答的機會給我，讓我跟他說兩句話也好。

雖然他床頭擺著一個從家裡帶來的時鐘，就跟我們以前住院的時候一樣。

但他似乎連放在他床頭的時鐘都無法轉頭看見了。──那是安養院裡面唯一一個屬於他的東西。他的西裝、領帶都不能帶來，也都用不上了。假牙放在床頭，但每天從喉嚨灌食沒有戴假牙的必要，不知道哪天開始連他的假牙都消失了。當然他撿的那些家具雜物都不能帶來，有空的時候我們就一天丟一點，一天丟一點。

父親和來看他的人關於時間的對話通常到此為止。

這時他會微微轉頭，看向白色的牆壁。

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繼續說話，老實說我也聽不太懂。

話語從那凹陷的嘴，咿咿嗚嗚，我必須透過母親的翻譯，才能知道他在問些什麼。某次他問了一個從未問過的問題，我不懂，母親也不懂，我們猜了很久，結果是──「讀書讀得好不好？」

好，當然好，好得不能再好。更具體地說是PR99的好，但父親可能不懂，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

後來他終於搞清楚我考上大學，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跟他溝通，他竟然下了一個勞師動眾的決定──要去郵局領錢給我，他要親手簽下提款單，當然是我填數字他簽名，因為他的手一直抖，沒辦法把數字填進格子裡面。

早知道應該留下那張提款單不去領錢才對。

後來他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大概忘了我已經考上大學，我說很好。

這時候他連瞳孔都變成銀色的了。

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一路從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從店鋪退守到家裡，最後撤退進自己的身體。

他從來不說自己吃過什麼苦，也沒有告訴他的孩子關於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還有他怎麼學會做餅。

父親的緘默使我無法想像他的身世，重建他所參與的戰役、硝煙的氣息，還有他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我能做的僅僅是，像母親說的「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在更廣大的歷史之中定位父親所在的座標。

無論這樣的測量有多麼浮動不穩定，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必然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著平凡的願望，希望戰爭結束、平安回家，還有成家立業。

只是當他想到要成為一個父親時，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時代沖散。第二次婚姻，他無法跨越族群或教養的隔閡。第三次婚姻，他終於有了一個孩子。如此一來，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繳了白卷。

「家」對父親而言，很可能是複數的概念。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一個是現代性的核心家庭，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古老家族。當他離開田地，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間，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後，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從此，他不曾再拿起鋤頭和鐮刀，在海上展開全新的生活。

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必須比那些在舊大陸已掌握權勢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現實的位置。父親毫不留戀，獨立於眷村和國宅之外，和建設公司交涉，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重新開始。

這個穿上西裝的賭徒，在青年時代就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也許他還太過年輕，不願意像其他比較老的人那樣承認對現實失望，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跟他們一樣。就算他失望了，他也輕描淡寫。

他一直都是那個不服輸的少年，因為他的青春從二十一歲才開始，自此不曾改變。即使中風多年，他都不曾講過想死，儘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他就像他這幾十年做的一樣，不說。

不說是他唯一的抵抗。

●本文摘自印刻出版《準台北人》
 

文/何定照

29歲作家陳又津，父親是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向來自認外省第二代。隨著近年「新住民第二代」名詞出現，她赫然驚覺自己也是新二代，本月出書「準台北人」（印刻出版），回溯自己與父母的故事，也探討台灣族群、階級、語言、血緣與世代的界線。

「很多文學獎獲獎作充滿悲慘故事，我只想寫我知道的事情。」陳又津說，她就讀北一女時就開始「亂寫」，台大戲劇系畢業、就讀戲劇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時，決定以寫作為志業。也是在此時，她越來越覺得自己人生有許多問題沒有處理，開始藉書寫解答困惑。

新作不同前作「忽必烈少女」等走虛構風格，前半部「鹹光餅的假期」一開頭就回顧19歲時77歲的父親過世：「我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是個老人。」陳又津說，父親來台後主要靠賣「鹹光餅」及撿破爛維生，兩度中風後住進安養院後辭世。要到那時，她才深切體會「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

後半部「甜蜜蜜」，陳又津寫下與母親的種種。陳又津坦言，小時她看到「外籍新娘、保證處女」等廣告，總下意識畫清界線，告訴同學她是「混血兒」。但其實她父母的結合也可歸類「買賣婚姻」，只是她媽媽是自己收下聘金。

「要到很後來，我才終於解答為何我從小跟別人不一樣，原讓我隱隱不安的標籤就是『東南亞』。」陳又津說，她越來越覺得，要定義台灣人很難，即使是她早年較認同的外省人，有時也不包含在「台灣人」內；而同為印尼新住民，華僑在刻板印象中又比印尼人高一層。

書名取為「準台北人」，彷彿跟白先勇名作「台北人」中的外省人主角對比。從小住三重的陳又津說，三重雖與台北市很近，但常被視為流氓之地，加上她的父母背景，讓她常思考人與人的界線究竟怎麼畫下，「到底要怎樣才算台北人、台灣人？」

新書附錄中，陳又津也訪問許多父母也有一方是華僑的新二代，發現大家幾乎沒有共同點，只是都是「移動」而來。陳又津說，近年各界講到新二代，常呈現「飽遭歧視」或「得到成就」兩極端，但她認為造成差異的關鍵往往不是新二代身分，而是學業成績、經濟狀況等。「新二代標籤下，不該只有一種刻板印象。」

近日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等單位合辦「新住民子女文學創作工作坊：說媽媽的故事」，邀請更多新二代寫出媽媽故事，陳又津認為很可貴：「其實不只新二代，所有台灣年輕人都該做這件事，可以認知自己從哪來、自己的位置，思索更多不同界線。

 【新二代作家與她的媽媽】

或許你在書局或是網路上看過她的名字－陳又津，
《少女忽必烈》是她的作品，
她用詼諧又犀利的文字，
酷酷地看這個她生長的社會。

黑框眼鏡、短髮、牛仔褲，陳又津和一般女孩沒什麼不同，
有一位身為印尼華僑的母親，和一大票住在印尼的親戚。
但在她侃侃談論印尼前，可是過了18年的「混血兒」日子。

她的母親吳彩珍在29歲那年回到台灣落地生根，
在舊時代的「外籍新娘」觀念裡，
讓吳彩珍一度避談「印尼」這個話題，
讓身為新二代的陳又津總有許多疑惑與困擾。

但現在的陳又津經過社會和書籍的洗鍊，
對於新二代的身份更有想法，
她想透過文字，把屬於母親與自己的故事，一點一滴寫下，
透過文字分享給更多在這片土地上的新台灣子女。

「我已經好久沒過潑水節了，那時候沒有寒假也沒有暑假。」

緬甸華僑爸爸╳緬甸華僑媽媽

盧彥容，1995年出生，19歲。

跟彥容約在台北醫學院附近，沿著信義區新住宅走過來，街上非常安靜。彥容已經等在那裡、點好了餐點。她戴著粗框眼鏡，長直髮。給人的感覺是樸實又認真，老師交代的事都會辦好，在班上大概是班長的角色，現在確實也是社團的社長。

說起緬甸神采飛揚。雖然十多年來只回緬甸三次，但因為網路，跟親戚朋友仍維持緊密的聯繫。她沒有因為移民二代被歧視的印象，相反地，她還主動跟同學分享照片和緬甸的印象，小孩子沒有成見（我們也懷疑大家不知道緬甸是東南亞），所以她說什麼同學都覺得很酷，幾乎要讓人以為晚十年出生的話會這麼歡樂。真正的原因是地緣關係，桃園忠貞國小一帶原本是眷村，然後新移民緊接而來，外來人口複雜，具體而微顯現移民的歷史。

訪談過程常常能聽見彥容的笑聲，但她小學五年級父親就面臨工傷，住進安養院，領有極重度身心障礙手冊，至今已經七年，即使未來植物人能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但要海外家屬同意，恐怕也是另一個難題。

附註：後來才知道彥容媽媽做的破酥包超有名，就叫「黃雙芝破酥包」。https://goo.gl/dTnKBv

這是我小時候在緬甸的家 有爺爺奶奶 伯父伯母 爸爸媽媽 姑姑（全文圖片由盧彥容提供）

訪談

我在緬甸臘戌出生，七歲才過來，有一些回憶，同學說去哪個國家玩的時候，我就講說我是緬甸華僑，給他們看照片，跟同學講潑水節，不管是誰，你看到人就可以潑，他們就很想來玩。因為講東南亞，大家就想到印尼、泰國，以為潑水節只有泰國有，其實緬甸也有，時間也差不多。兩個國家有點像，吃的東西、佛寺也像。我跟我同學講，他們都覺得很酷之類，不是負面，是正面的。

爸媽結婚生下我之後就來台灣，我是爺爺奶奶帶，他們這邊穩定才把我帶來。我有在緬文學校讀過書耶，可是我忘記了，我真的忘了，好痛苦喔。最近想把它學起來，我覺得對未來有幫助。我記得我去他們的幼稚園，因為華僑家裡講中文，我會講客家話，沒人教我緬文，可是我上學的幾年就會了，小時候學習語言真的很厲害。

我國中認識的幾個緬甸華僑，他們在學校裡面出風頭，有個男生很會打籃球，一個是很會跳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有正面評價，知道他們是緬甸華僑，所以漸漸影響對緬甸華僑的印象。（頓）怎麼都是男生啊？國中除了我還有四個。我上次回緬甸po文，就有人問「你也是緬甸的嗎？」可能他們沒有講，私底下會問，我不知道的應該更多。

我現在念北醫醫務管理，雙主修北大會計，很多藥廠或醫療器材公司應該會想往東南亞發展，近幾年緬甸對外開放，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這樣我可以回去，大部分親戚也在那邊。又不是長期回去，畢竟這邊環境比較好，台灣公司出差的話，兩邊都可以帶，薪水是台灣的薪水，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暑假就在米干店打工，賺一些生活費。我現在是卓越領導社的社長，水深火熱，辦大小型演講，因為是醫學相關大學，看到的東西窄一點，雙主修去其它學校，發現貼的資訊很多元，北醫就是醫醫醫醫，可是不可能只關注你自己的東西，還是要關注社會上其他的人。

老家在緬甸北部的臘戌，接近雲南，爺爺奶奶那一輩過來，父母都在緬甸出生，但他們沒有拿到合法的身份證，只有長期居留證。身份證抓很嚴，一定要三代都在緬甸，像我也沒有。媽媽有，可能是靠賄賂，很麻煩。那個小城市大家都知道誰是誰，姓盧、姓黃、姓陳，幾個兄弟姊妹都會知道，互相知道對方。媽媽那邊祖先是雲南，爸爸是福建。弟弟現在國三，他在這邊出生，跟我差五歲。

媽媽五十歲，爸爸差不多六十了，他們在緬甸認識，但我其實不太知道。爸爸有四個兄弟姊妹，媽媽比較多，九個。他們覺得緬甸的教育環境不好，我記得幼稚園是趴在地上寫字，手肘很痛，老師又很可怕，指甲太長就拿尺敲指節，老師在外面開一個補習班，你沒上就不會。媽媽以前做過料理店的廚房，現在做破酥包，有五種口味，連料都要自己做，早上六七點起床，去市場買菜，把昨天晚上做好的包子給人家賣，回來弄料，下午做麵團、蒸好大概晚上七到九點，冬天比較久，因為發酵比較慢。很辛苦，因為爸爸本來在鋼鐵公司上班，有很多懸吊，發生意外，現在是植物人，從我小學五年級到現在，在家附近的安養院，真的很害怕安養院，看起來很孤單。長照除了經濟壓力，心理壓力也很大，因為你會期待哪一天他會好起來，一直抱持那個希望，就算很小，也會抱持希望，可是時間這樣過去，你又會一次一次失望。過一段時間了啦，現在家裡也比較穩定。想趕快畢業，但學生時期也要好好把握。

緬甸小吃

還好媽媽蠻樂觀的，她在新移民中心做志工，就是我跟弟弟讀的忠貞國小。這個區域很多外籍配偶，因為那邊有眷村，常常看到雲南菜、雲泰料理店，緬甸常吃巴巴絲、米干、米線、豌豆粉，現在來這邊（台北信義區）就不會看到什麼雲南米干店，或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米干，就表示這只有特定地方才有。我媽也有一些朋友，她們同一個年級，差一兩歲，一起長大，加媽媽有四個女生，都在台灣有小孩，跟我一樣大，都念大一，想說她們怎麼生小孩時間差不多。桃園兩個，台北兩個，她們認識四十幾年了。

我媽媽沒遇到什麼困難，因為她沒有口音，又會看字，所以沒什麼影響。她不喜歡到處講。在台灣買衣服回緬甸的時候，店員很愛聊天，問你去哪個國家，去玩嗎？她就回答說是泰國，不想講太多。那次很辛苦扛過去，結果那邊什麼都有，尤其是鞋子，反正都是大陸過去的。

「媽媽常跟我講童年的事，我現在去新加坡又有那種感覺。」

海南榮民爸爸╳印尼華僑媽媽

符書銘，1987年出生，28歲。

小時候的照片穿得很新潮，訪問時穿著俐落的及膝短褲，光亮略有稜角的額頭、略高的顴骨還有尖尖的下巴，從事平面設計。在新加坡工作了一年半，卻也在新加坡理解到媽媽的鄉愁。

父親在他上小學以前就過世了，媽媽怕別人欺負他，總是對外說爸爸出國工作，媽媽面對計程車司機的反應也是一絕，採取先發制人問很多問題。

約訪這天正好是宰牲節，新加坡的國定假日，所以他放了一個禮拜的假回台灣。這個禮拜他每天行程都很滿，帶媽媽重遊阿里山，領外國朋友認識台北、看影展、接觸One-Forty移工商學院，聽移工用不流利的中文談如何創業。大學畢業後，也曾環島、進原住民部落、帶陸生認識台北，明年想去日本打工。

訪談

我姓符，爸爸是海南人，民國十九年生，我念小學之前就過世了。一九九二年的時候，我們全家一起回海南島三亞，可是那個地方已經看不到以前的房子，變成現在海南最觀光的地方，但我回去的時候還是茅草屋。新加坡很多海南人，所以我現在在新加坡工作，有一種東南亞與海南人融合的感覺。

媽媽是廣東人，祖父祖母的時候過來，他們都不在了，其實我媽媽年紀蠻大的，今年七十歲，一九四五年生吧，我媽四十二、三歲的時候生我，就一個小孩。為什麼晚婚我也不知道，她說沒遇到喜歡的。她來台灣是因為觀光，從印尼玩到日本、韓國，到台灣因為朋友介紹認識我爸，兩人開始通信，中間只見過一兩次，因為覺得我爸是個很好的人就決定結婚。我媽說，有一次到我爸家作客幫忙端水果，就開玩笑說搞不好她會變成女主人。因為我媽讀華語學校，她一直很驕傲她的書法字寫得很好看。對學業沒給我什麼壓力，她對台灣教育也不是那麼熟悉，就小學聯絡簿給她簽名，她看到不會說什麼。有進步我會跟她講，沒進步簽了就走。從小到大都是我決定就好了。

媽媽一家十二個兄弟姊妹，五個女生、七個男生，我覺得我媽應該是蠻有錢的家族，不知道是做什麼，但是有工廠，接一些政府工程。提起她小時候的經歷，有船、房子、樓上有游泳池。棉蘭的東西很好吃，小時候我們每年都會回去，我媽說我出生十一個月就回去印尼。小時候有印尼護照，之前小學去泰國用印尼護照免簽證，用台灣的就要。

我爸過世之後，我媽很難過，後來從苗栗搬到台北，因為跟我阿姨比較近。我跟我媽說中文，但我媽跟我說廣東話（不是香港那種），我跟表兄弟可以講中文，可是一句中文只有連接詞是中文，名詞應該是印尼文或福建話。我舅舅、舅媽講福建話，我媽跟朋友也講福建話，所以她來台灣溝通沒有什麼問題，就講台語，只是音調不太一樣。很多人會問說你從哪裡來，她會說香港、新加坡之類的，不會講印尼，因為大部分台灣人不會知道印尼人會講華語。人家問我爸爸去哪，就說他出國工作，因為她一個人照顧我，怕我被欺負，要保護自己。對我來說，我是覺得沒什麼欺騙的必要。我小時候沒有被問過，可是我的好朋友都知道她是印尼華僑，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回去，一回去就一個月，房子都要麻煩鄰居照顧。

我媽媽沒什麼印尼華僑朋友，反倒是台灣朋友很多，很多都是我的同學媽媽，我小時候的家長會或畢業典禮一定會去。因為我媽年紀很大，人家會問那是你阿嬤嗎？因為差了四十多歲。我就說是我媽媽，但我媽媽被問到會回答「這是我最小的兒子」，讓別人不要問那麼多。

「決定把你送往天堂，是我能為你做的最後一件事。」

作者艾曼紐．貝爾南今年五十九歲，《天堂計劃：陪父親走向安樂死的一段路》是她以親身經歷寫成的小說。

貝爾南老先生，以前最喜歡看電影、參加開幕式、音樂會、上館子，到新開幕的餐廳——就是想搶在所有人前面，看到、吃到、用到最新的東西。他也很愛乾淨，二戰的時候曾經拿鈔票擦屁股，但他八十八歲的時候再度中風，從此要人幫他換尿布，可是按鈴請人更換，要等大半天，醫生對他女兒艾曼紐說很抱歉，下次不會再犯──艾曼紐也告訴自己，下次醫生會注意一點。

然後，下次還有下次，下次永遠不會結束。唯一會改變的，就是少去探望幾次，這樣就可以少失望幾次。

女兒唯一能做的，就是放著不管，但老人最怕的，也是被丟著不管。

老先生、醫生和艾曼紐都知道，以後不會好起來，剩下的日子只是等死。可是在現代醫療的運作下，死亡的過程延長了，甚至能長達十年，無止無盡，所以他拜託女兒：幫他安樂死。

「拜託，這已經不是我了。」貝爾南老先生是這麼說的。

──你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嗎？你真的認識你自己嗎？當你變得不是自己了，你一定會第一個知道。

法國尚未通過安樂死，所以女兒和父親說好，要騙過救護車司機，把他送到瑞士伯恩。女兒準備文件，父親打起精神，努力不要再度中風，否則他一旦失去意識，就失去了表達自願接受安樂死的資格。最後，他終於喝下防嘔吐的藥，再喝下苦味藥水，然後聽著音樂，平靜地睡去。對艾曼紐的父親來說，這就是幸福快樂的結局。但是艾曼紐最後不能陪伴在父親身邊，因為法國的「見危不救法」，使得她必須有不在場證明，否則一樣是共犯。

X

2010年王敬熙將螺絲起子釘入病妻頭部，引發安樂死熱議。王敬熙事後自首：「國家有錯，如果有安樂死，我何必親手把我太太殺死？」但傷害頭部絕對不算安樂死，我們也無法得知王太太本人的意願、王先生面對怎樣的壓力，兩個兒子雖在美國工作，但移民生活免不了經濟困頓，兩老也不見得能適應異地與文化生活。如今兩個當事人都過世了，但王敬熙在網路上化名「王老頭」的部落格還在[1]。

今年十九歲的彥容，小學五年級那年，父親發生工傷成為植物人，至今仍躺在安養院。植物人若需安樂死，需經由全體親屬同意，一個不同意就無法施行。尤其彥容父母都是緬甸華僑，若要飄洋過海取得親屬全體同意、台灣政府支持及承認，處境是更艱難了。

「你可以想像十五年後的自己嗎？」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但我連自己現在的工作能做到什麼時候都不知道，不過我確定五十年後，將近八十歲的自己，應該是躺在安養院床上（如果勞保沒破產，我繳得起住院費用的話）。或者自己住在一處公寓（如果土地沒被徵收，或有房東願意租房子給老人的話）。

到那時候，我就會知道，獨居老人其實努力維持僅有的尊嚴，被發現的時候房子雖然因為無力整理而凌亂，但飯鍋還有保溫的飯，證明我對生命還是抱有期待。要不，像《吆屍人》的風水先生，早早在山中尋了一處地洞陰宅，每天嚼點洞口的藥草過活，最後爬不動的時候就直接在墳墓裡休息。

在流動的社會中，沈重的家庭照護往往落在少數一兩個人的肩膀。想想看，一個月22K的青年，跟移民看護工領一樣的薪水，但他不可能辭掉工作，那樣連吃飯都成問題，逼不得已把中風的父親鎖在房間──這些是新聞看不到，也沒報出來的數字。

我們會看到的「人倫悲劇」多半是：老父攜精障子燒炭自殺、孝子跳河溺斃、妻死長蛆夫昏倒廁所、獨居老翁疑修屋頂自摔死──這些人選了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但他們的決定，證明了世界上絕對有比死還可怕的事。

X

除了年老及不治之症，比利時少女蘿拉（Laura）長期以來有自殘傾向，二十四歲時獲得醫生批准安樂死[2]。

當老人有資格說「我活夠了」，年輕的生命往往被說是「太衝動」、「可惜」，但年老的生命就不可惜，年輕的生命就沒有深思熟慮嗎？不治之症除了身體以外，心靈的痛苦也算嗎？如果是，要多深多久的疾病，才算是不治之症？

安樂死跟自殺很接近，結局都是自己的死亡。但要做下安樂死這個決定，除了蘿拉之外，至少還有她的醫生，家屬也能向她好好告別。所以蘿拉有機會跟別人聊聊這個決定，她的申請可能通過，也可能被阻，也或許社會有其他資源能幫她。對許多人來說，光是討論安樂死這個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種安慰。最重要的是，蘿拉家屬不必受「萬一那時候我有接電話？」之類的想法折磨，不必一肩扛起守門員的責任，安樂死證明了人生並不幸福快樂，但也不都是家屬的錯。

如果可以選擇，誰不想開開心心過完一生？跟朋友買塊農地，蓋個農舍，每天早上敲敲對方的房門，確定今天還活著。但最後的最後，如果有安樂死這個選擇，在你走投無路之前，或許還能找醫生聊聊。

安樂死是貝爾曼老先生給女兒最後的禮物，艾曼紐陪伴父親走完最後一程，就算分離本身就讓人難過，但艾曼紐至少努力過。當現代核心家庭逐漸轉變為一個又一個的人，大家沒有子女或子女外出工作。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網，一個人旅行、一個人生活、最後一個人死去──這麼理所當然的事，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看清楚了。

「長期照護現在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山東榮民爸爸╳印尼華僑媽媽

于瑞珍，1985年出生，30歲。

瑞珍家住台北新店，是家中的獨生女，一路上靠著對語言的熱情，升上中文系和中文所，目前從事教材編輯工作，也還在寫詩。這天在先生的陪同下一起受訪。兩人是中文所同班同學，被同一位教授指導，教授也因為越戰的關係，從越南到台灣讀書，博士畢業後，再到法國攻讀，再從法國流到台灣。瑞珍和先生兩人交往了五年多，在去年結婚。有一樣的興趣和專業，就像是詩壇的神鵰俠侶。

先生和她一起與她的家人同住，照顧年邁的父親，訪談過程中不時補充他所知道的細節，一面靜靜用糖果紙摺出玫瑰花，而且又會做菜，對於家中有長期照護需求的年輕人來說，有時間交友和求學都是很幸運的事，更何況是遇見能夠相知相守的伴侶。

感覺上是個很守規矩的女孩，有問題都會仔細地回答，出現在學校裡面的話，就是那種頭髮梳得很整齊，臉上不化妝的國文老師沒錯了。

于媽媽知道了新二代書寫計畫似乎十分高興，熱情邀請筆者和媽媽到他們家坐坐，因為如果瑞珍和媽媽同時出門，先生就要在家顧爸爸了。這樣說來，當然是我們到新店拜訪比較妥當。

訪談

我爸和我媽是透過我姨媽牽線的。當時我姨媽已經嫁來台灣，是姨父和我爸的共同朋友介紹的，姨媽就寄我爸的照片到印尼給我媽，說如果要的話就趕快決定，而外婆為了能讓媽媽過好生活，就賣了身邊的金手鍊給媽媽買機票。據說外公知道後，忍不住斥責外婆把養老本給賣了，這樣她以後的生活會更難過。就這樣，1980年底，我媽就買了機票來到台灣。

後來我爸帶著紅包到姨媽家看我媽，若是我媽答應這門婚事就收下紅包，在考慮了很短的時間後，終於收下了紅包。我媽結婚三年才生我，後來聽說她在印尼家裡的時候，算命的說她欠觀音，需要要安觀音，因為結婚兩三年都還沒有小孩，有天忽然想到沒安過觀音，就趕緊安了一座，果然沒多久就有了我。我媽三十六歲生我，後來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媽又懷孕，但不小心被我踢掉了。偶爾還是會講，如果那個弟弟還在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