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以前讀三少四壯集，覺得很遙遠，那時候的自己總懷疑活不過二十歲，至多不過二十七，忽然間，我就這個歲數，趕上三少四壯了。到今天，我依然沒想到為這個專欄擬出什麼主題，只知道這個地方，有幾個我喜歡的名字。

「你有寫專欄嗎？」

知道我出書之後，有個過去的同學這樣問我，她平常才能訂閱支持。我說沒有，但覺得我從現在開始應該要有，她可能不清楚長篇小說、專欄、連載的差異，但是她說得對，專欄或臉書的存在感很可能比書還持久。

然後，我試著寫網路專欄，編輯說：「希望你能夠創造自己的浪頭。」

結果議題來了，我卻把手放在背後，知道一定有人能站上浪頭，告訴人們現在該往哪裡去，以怎樣的態度看待這件事，被拯救的感覺太好了，但好得有點像考卷發下來，有人幫我填了正確答案。

——我可不想幫任何人填寫答案。

結果，我到底是怎麼走到三少四壯集這一步呢？其中必然有編輯的信任，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還在寫吧。

我絕對不是寫得最好的一個，當然也不是寫得最爛的。

光是還在寫，還在讀，還坐在編輯台上，一起眼睛過勞，這就是原因了。

〈化作春泥更護花〉是大叔駱以軍將近五十歲的回眸一顧，我以前只是聽聽在心中作筆記，但這些年大約也看見了輪廓。

「你看過OOO這本書嗎？」

有人問我對同輩新書的評價，我說路數不同，沒有評論的資格。但聰明人寫聰明書，我是喜歡的。笨的人寫聰明書，很可怕。聰明的人裝笨，很可惡。難道這樣還不好嗎？如果一起走在文學這條路上，只能用最無聊的語言描述他人，那還不如不寫了，對自己和別人都比較健康。

另外不只電話和網路有詐騙，寫作的路上也有，那些掮客天花亂墜開支票：「我們這個一定會賺錢」、「這是給你機會」、「你寫這麼爛還想拿錢？」

強運如我常聽到這種說法，然後就跑掉了，換作溫和一點的作者，不就做狗爬了？你願意給我「機會」，那很好，不給也沒差，看來你不知道我是誰吧？我本來就不是主流，沒有比小說（好啦可以換成其他文類）更孤獨的行業了，同代人（包括作者自己）不一定瞭解這部作品，但又只有你自己知道，應該走到什麼境界。

行銷企劃也試著突圍，想辦法保育瀕臨絕種的作者。印象中，那天幾個作者開了場灰暗的講座，寒冷的夜晚依然下雨，我們這代不喝酒照樣爆肝血尿腰酸背痛（所以還是要喝的？），但隔天早上我收到一個對談邀請，還有人要在出版冰河期，把自己的心交付給一片荒原。

我，以及所有曾幫助過我的人，可能比別人更知道這份決心與重量。

——化作春泥更護花。

雖然我跟這位作者路數不同，但作為綠葉，責任是把這位作者推到最前面，到時候開場說什麼好呢？如果是迷妹的話，應該會問「我可以摸摸你的瀏海或耳後的刺青嗎」這種問題吧。

唉，就說我路數不同了，你以為剛才是開玩笑的嗎？

「我看你掛名推薦才買這本書耶！」朋友後悔地說。

「喔～你買書前先問我好嗎？」我說。

不是我討厭這本書，而是這年頭大家買書的標準越來越高，只有兩三個亮點乾脆在書店翻完，有的買了看完跑來跟推薦人（也就是我）說，我覺得不值得買啊～可是要我不分男女老幼無差別推薦，我整個書櫃也挑不出十本，更慘的是，我可能連自己的作品都不推。

為什麼？看病要對症下藥，讀書也是，不然FB不會隔一陣子就流行起「影響我最大的十本書」。要我一對一推薦的話，還是先把你最近看過或喜歡的書拿出來，那樣我才能診斷嘛。

也有人跟我說最近看了本好書，內容越聽越熟悉，我才發現先前看過書稿，原來已經上市啦。

＊

以前看書腰，只注意放大的句子，若是看見「如果你今年只讀一本書——」立刻把書放下，因為我今年絕對不可能只讀一本，讓您失望了。

後來做編輯，總要列出推薦人名單，現在自己讀了書稿，也成了推薦人，看見自己的名字放在書腰上，跟其他人排排站，來一本讀一本，思考這部作品和我（既有的）的寫作有何關連，但最近終於覺得——推薦的書比自己的作品還多，這根本就是通貨膨脹吧！

「看見自己的名字跟XXX放一起，不會覺得奇怪嗎？」

剛開始會覺得，我跟人家的路數完全不同！如果把我們的作品放在一起，根本是南極和北極，但這個問題，我已經很久沒注意了。

＊

好的作品給人啟發，但也帶來壓力，壞的作品通常不會被看見，倒是那些混和古怪優點和小瑕疵的作品，讓人有對話的動力。我們不需要第二個村上春樹，甚至也不需要台灣的村上春樹——那聽起來像是一種花車折扣商品。

喜歡一本書，就算大部分的人沒聽過，但這不影響你重說一個故事，或摘錄一個段落，或回憶那時候的自己為何拿起那本書，在這一點一點的偏移定錨，發現自己的位置，而這樣的能力逐漸累積之後，或許可以稱之為時代。

書腰本身不是主角，但是背負讀者第一印象的重責大任，推薦人也不是主角，雖然有時字級比作者大，但頭銜等於品管主任。沒人喜歡書腰，連編輯也不愛，但書腰這爹不疼娘不愛的孩子，還是必須找到生命的價值，於是努力長得更美、懂得更多道理。

作為推薦人能做的，只是在書腰一個不顯眼的角落，默默祝福一本又一本的新書，祝福它們來到人世間，跟未知的讀者展開一言難盡的旅程，也許會遇到颱風，運氣不好發生海難，也許大部分的航程無聊得不得了，但只要捕撈到一顆珍珠，那麼就值得。

至於這趟旅程，你會遇到海怪還是珍珠，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得獎名單公布了，但沒看見自己的名字。

後來我才知道，很多朋友都有這種經歷，甚至可以說是悲劇，話說回來，把悲劇變成喜劇，不就是文學的超能力嗎？

想用一個獎項向自己以及某些人證明什麼，結果不但失敗，還在FB看見別人的賀文，細細看了那些作品，明明也沒那麼好，為什麼就能得獎呢？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沒公布參賽者名單吧。

《10 Dance》的杉木信也：「我是世界錦標賽的第二名，無論有沒有黑箱操作，我的舞技還沒有征服大多數觀眾，讓他們為不公的結果喝倒彩的程度。」

看來就算得獎了，也各有各的怨念。

Alexander Levy的父母是1930至40年代逃避納粹及蘇聯來到美國的移民，收音機和廚房的一切都來自蘇聯、立陶宛、波蘭和匈牙利。我唸過一個講述奧許維茲集中營經歷的繪本，給幼稚園大班小朋友聽，最後我問他們為什麼集中營不好，他們說，因為和父母分開。

孩子的答案比起我原本的更好。

可是就算我們長大了，父母再離開這個世界，我們的心情也不會比較好。

這種事，永遠都不會習慣吧。

面對死亡是一場只輸不贏的仗。

1

專職寫作，就表示你跟大部分的人一樣，工作就是工作，沒有選擇的餘地。不能把寫作當作興趣，想寫才寫，就像是運動、投資或遊戲，成名了說是幸運，失敗了也是應該。

寫了一本好書，大家問你下一本在哪裡？真的端出第二本，這些人又說風涼話：這個作家老了，這本沒XXXX那本好──拜託，這麼殘酷的標準，就算是放在普通工作也行不通好嗎？

但我聽過一個很強悍的說法：「寫得快的好處是，不小心失手也沒人注意。」

當我在簡歷寫下專職寫作四個字，根本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能持續多久，但後來我終於知道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接下來沒退路了。

以前曾聽出版社編輯說，譯者要找「專職翻譯」──這四個字通常出現在最前面，樸素得幾乎要讓人忽略，以為是一種謙虛的姿態，沒有名校光環，沒有獎項驗證，這四個字代表這個人不把翻譯當興趣，翻完一本，還希望編輯發下一本。後來又聽說，回頭客比底細不明的暴發戶可靠，因為合作過、會付款，不必花時間打探底細。就連新娘秘書也說，她的新娘都是客人介紹的客人。不管在哪一行，自由工作者靠的都是口碑。

所以我碩士畢業後，決定從事寫作，跟我拿過同一項文學獎的文友來信：「恭喜！看來你是下定決心，但作家但這個職業很危險，你要好好保護自己。」

我笑了，這個朋友連結局都幫我想好了。

不過他是認真的。

當然，我也是。

如果說鷹架工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發生職業災害，有志於文學寫作的人的確不得不面對自殺的可能性。忘了是誰說的，成為作家，也順便拿到了自殺的合法性。

華附霖，1993年出生，22歲。

英文名字叫Felix，家人及好朋友叫他Fel。瀏海均勻地覆蓋在眉毛上方，臉頰圓圓的，嘴邊有顆痣。給人的印象是能吃苦而且開朗。之前在台北大同大學就讀媒體設計學系，現從事影像傳播，剛做了兩個月，還是個社會新鮮人。

我們約在寧夏夜市裡一間熱鬧的義大利麵店，以前他跟好朋友凱翔固定每個禮拜來一次，份量之多絕對能讓大學男生吃飽，果然還巧遇他的大學同學。

Felix父親也是印尼華僑留學生，讀過台大和淡江土木，力勸兒子到台灣唸書，叔叔也是台大畢業，即將讓女兒來台灣上大學，感覺上一代的印尼華僑留學生對台灣頗有好感，才會想盡辦法把孩子送來台灣留學。

訪談

僑生畢業要留在台灣工作有兩種方法，一個是月薪要四萬八，第二個是拿分數，七十分，總共一百，比如考進大學拿十分，薪水三萬二是十分，中文我拿到三十分，還有得獎、英文多益。來台灣之前我英文比中文好，現在中文比較好。我們印尼那邊，中文很多人也不太喜歡。我們國中和高中的中文課本難度差不多，作文題目一樣寫我的爸爸媽媽，因為我小時候被逼著學中文，覺得難度還好。本來想去新加坡念大學，因為我爸爸在台灣唸大學的嘛，他跟我說你要在台灣念大學，如果你不想在台灣念大學，我就買給你一台摩托車，自己去工作了。因為新加坡太貴了，是印尼的三倍。我在台灣四年包含生活費，花了超過三十五萬台幣吧。聽我爸爸說，印尼本地人來台灣念書免費。

我大一下開始打工，賣電話門號，每個禮拜做禮拜天一天賺九百塊，做了三年。暑假做過一下下早餐店，因為朋友說做導遊可以賺兩三萬，我馬上離職，旅行社訓練一個禮拜以後，他們說不缺人，我那個暑假就白白浪費。後來又做咖啡廳。僑生比較多香港、馬來西亞人，到我大二的時候全校只有我一個印尼來的，大三才有一個學弟，大四有兩個可是不熟，全校僑生不到三十個。陸生至少五十幾個。我今年六月大學畢業。之後想到美國讀3D動畫，但工作比念書重要。3D動畫在台灣工作太少，所以現在做剪接師。

爸爸以前來台灣念大學土木系，讀過台大和淡江，我不知道為什麼讀了兩個學校，他畢業後回印尼結婚，後來到台灣玩，朋友介紹他薪水有六萬塊的工作，薪水很高，可是沒辦法活，因為印尼有三個小孩。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姊姊回印尼了，哥哥明年也要回去了。姊姊念淡江，哥哥念文化。哥哥跟我一起在台灣工作，姊姊在雅加達做會計師，媽媽在新加坡做老師。我們沒有加分，在雅加達考中文英文跟數學，數學還是中文的，考試前我們會填大學。

爸爸這邊我有一個姑姑、一個伯伯和一個叔叔，我叔叔是台大畢業，在上海做直銷，兩個表妹在大陸出生，一個表妹才上高三，明年要來台灣念書，但她是外籍生不是僑生，因為她的護照是印尼，情況比較複雜一點。她出生就在大陸念書，媽媽也是大陸人，表妹也不會印尼文。她媽媽本來要換印尼護照，後來不方便就不用了。但我叔叔住上海七年了，也不能有上海護照，除非放棄印尼護照，不像台灣可以有兩個國籍。

我媽媽現在五十歲，她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現在是家庭主婦，還會去教堂插花，我小時候她跟我爸爸一起開花店，因為印尼很多人結婚，所以很好賺。後來有人介紹我爸爸做保險，成功了，我媽媽也沒退休，就到新加坡當老師兩年，教導留學生的生活，跟學生一起住。因為我媽媽愛出去玩，會說客家話、廣東話、印尼話、英文，還有閩南語。現在沒做了，因為我們去台灣，我爸一個人她不放心。

我國中的時候交不好的朋友，比較皮不想念書，打人是很少啦，欺負人而已。我以前比較兇，現在不會了。大學就每天在家裡打電腦，可是發現中文跟不上，努力加倍，暑假一整天看台劇《兩個爸爸》、《軍官情人》，中文就進步很多，蠻多的記不起來了。除了這個就看美劇，有時候沒字幕也可以，因為我高中沒讀書，常常看電影，英文來聽習慣了。

我們家經濟算不錯，被搶過兩三次，那個時候我們出國，爸爸的一盒美金都被搶走。以前電視很大搬不走，牆壁上都是他們黑黑的手印。太可怕了。本來第二天還要偷，後來被鄰居發現。我們住的房子算有兩層樓半。

文／向鴻全

　　文壇超新星陳又津在其亮眼的第一部作品《少女忽必烈》（2014，印刻）後，旋即完成第二部作品《準台北人》（2015，印刻），相較於《少女忽必烈》的靈動、輕巧和屬於少女的慧黠，這部更像是作家的第一本書的作品（如果作家最初的創作都植根於關於家族、身世與成長記憶和經驗的話），因著關於「我的父親母親」的生命史漂浪史、以及我在這個成長環境中的種種記憶，而讓原初的耀眼光亮有了反差的陰影──但這些陰影卻是有溫度的，甚至讓作者的書寫變得更豐富而全面，因為透過作者的筆和心靈，帶著讀者探索並揭開那世代記憶的「抵達之謎」。

　　《準台北人》的主體為兩篇，分別是「鹹光餅的假期」和「甜蜜蜜」，也可以看作是兩篇分別書寫父親和母親的文字；父親是從大陸福建來的老兵，母親是從印尼遠嫁來台灣的外籍配偶，孩子是移民的新二代，和《準台北人》第三部分的附錄「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合而為一本書，一個家庭。《準台北人》以父親的死亡作為全書的起始，回溯並確認那些關於父親的生命經驗和記憶，在「鹹光餅的假期」裏，一種微弱卻清晰的聲音斷續出現：「你知道你爸爸撿破爛嗎？」這樣在城市的邊緣的畸零存在並無關乎階級，甚至作者將那句大人們無心且敷衍地回答孩子關於身世提問的答案「你是從垃圾堆撿來的」變成合法解釋，因為「垃圾堆本身就是被時光之流沖涮的淤積物」（p.99，〈垃圾堆〉），「而我打算一點一點撿回父親忘記了或不記的事，雖然這樣可能會撿到別人家的東西，但沒有關係，因為我曾經忘了很多東西，也同樣靠很多人幫我撿了回來」（p.109，〈重新橋下〉）。我認為〈重新橋下〉是整部書中極為精彩的一章，裡面雜糅了現實和幻影、夢境和記憶，把關於父親生命中所有的人物事都極細緻地融合在一起，作者像是個自由游走在任意的兩端－－包括生和死、寫實和虛構、極重極輕，搭建了魔術師般的舞臺，場景與布幕不斷更換，展現出作者魔幻的說故事的技藝，像極了電影「大智若魚」（Big Fish）裡那個極盡唬爛扯淡、讓他的孩子無從信任的父親，那些原以為是捏造瞎掰的故事情節，原來都是真實生活經驗的等比例放大，而包藏在事物核心的，其實是做為一個父親／兒子對彼此最真實的情感。

　　與作者父親同樣做為遷移者的母親，似乎更讓作者體會到在處於邉緣的觀察與戰鬥位置，包括移民者在新移入社會裡會遭遇到關於語言的、文化的、身份認同上的、以及種種來自生活細節的衝突和挑戰，在這個應該會是故鄉的地方，卻有著深沈的異鄉人的情緒；作者跟隨母親回到她的故鄉印尼，也似乎有著如奈波爾（V. S. Naipaul）回到故鄉印度所產生的那種「受傷」的心情──儘管這個受傷很輕微，「道路崎嶇不平，草地枯黃，公共建設停擺，下雨必定淹水，房屋牆面總留著一道水漬」（p.130，〈回家〉），雖然作者抱持著有距離的態度觀察母親的故鄉（那些關於印尼的客觀叙述是作者「上網看書查來的資料」p.128），但母親也是因為離開家鄉，來到異鄉的關係，才有機會重新觀照自己的身世，和原生文化可能存在的種種問題。

　　而做為附錄的「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如同作者在書末致謝所說，受到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的書寫形式啟發，以類似獨白的方式呈現發生在受訪者身上的故事，這種近乎報導文學的「非虛構」（non-fiction）形式與精神，讓作者在書寫自己的父親母親的故事的同時，將屬於個人與家族的生命史，接續並置放到更大的時代脈絡裡，試圖尋找到「新移民二代」的書寫位置，以及那種從邊緣觀察的位置。

　　如果讀者打算帶著白先勇的《台北人》的前理解來閱讀《準台北人》，或者作為某種閱讀的參照系統的話，那恐怕會獲得極衝突的感受，因為這些「準台北人」既不典型、也不菁英，缺乏可辨識的社會特徵，但這群「新移民」和「新移民二代」，在成長的某一天，終於可以因為認識了父親母親的故事，「然後吐出一段遙遠而迷幻的身世」。

　　就像陳又津，和這本迷幻而帶著淡淡哀傷的《準台北人》。

洪偉倫，1998年出生，17歲。

就讀中壢高商資料處理科三年級，腦後紮著小馬尾，蓄鬍，戴著粗框眼鏡，五官立體，視覺年齡三十多歲，還被人以為和母親是姐弟關係。雖然偉倫現在才十七歲，是我遇過最年輕的受訪者，但已經在擔心髮線後退的問題，訪問後沒多久，果真剃了光頭，自稱「壢商辛龍」。個性是有仇必報，幾句話不離把妹，但身邊這群朋友才是他平常講垃圾話的好拍檔。

偉倫家有三兄弟，年紀相近，生長於移工聚集的中壢火車站，聽起來像商店街的小霸王，一說到「老闆娘」，也就是他的母親，外勞街無人不知。聽他說起生意經的眉角，才見識到江湖是什麼。言談間常流露對母親的疼惜和佩服，還有那份不服輸的精神。不管說什麼事情，他常常提到「特別」這個詞，但那個特別背後似乎有一層不為人知的辛酸。

訪談

我家在中壢開外勞店，中壢火車站可能是台灣外勞聚集區數一數二大，中壢很特別，外勞有分區，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就分四個區。整個火車站商圈，前站越南街有三圈，菲律賓街很大條，因為有教堂，差不多兩百公尺，泰國在另外一邊有兩條街，五十公尺一條。印尼在後站最小條，二十五公尺，因為勞工不多，看護多，印尼人民族性比較乖。

我爸在泰國區，台灣閩南人，我媽泰國中部papaya那邊人。我爸媽互講泰文，也會講閩南話，全部摻一起，我講中文加一點台語，他們講泰文我有一點懂。以前會去幫忙做生意，比較苦，現在還好。我家以前做過黑的，賣藥，台灣的藥不能帶進來，要經過衛生署核准，核准怎麼可能會過？一樣偷偷帶進來，醫藥的利潤是兩倍，還可能更多，被抓罰錢就好了對不對，怎麼可能抓得到？台灣人都不屑去外勞店，所以我們只被檢舉過一兩次，以前都放在架子上賣。黑的生意除了這還很多～

我爸很厲害，算白手起家。我剛出生的時候家裡負債幾百萬，到現在開一間店，買房買車。家裡三個男生，我第二個。小時候我脾氣不好，人家一雙拖鞋丟過來，我們兄弟加他四雙飛回去，他就被追著打。小時候苦也沒關係，反正什麼都玩。我是家裡最受期待那個，也是最平淡的吧，我哥就肥仔，女朋友在一起四年，還很漂亮，我弟就是流氓，街頭開戰那是每個禮拜都做的事情。

小C，1984年出生，31歲。

中長度直髮，在脖子後收成一束，眼睛大大的，個子小小的。第一眼看到她，忍不住問「你成年了嗎？」感覺好像是必須保護的年輕受訪者，但她其實是補習班老師，只是長了一張娃娃臉。她估算手上的學生高達三成是新二代，比例較我聽到的數字都高，沒想到新二代和新二代其實早就形成了世代。

小C是長女，下有一個妹妹，在三重長大，到台中念大學，父母在夜市工作，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就讀金陵女中，我們才差一屆，或許十幾歲的時候曾經擦身而過，我們必然一起站過某一場朝會，聽過同一段發言，卻到了現在才有機會面對面說話。

小C父親是越南華僑，但她是三重的外公外婆帶大，和父親的分離，不是因為死亡或疾病，而是父母的婚姻在她讀高中時結束了。聽她一講，我才知道台北竟然有越南村！很多童年的回憶都是長大才明白的事，想到的時候，小C就會搜尋「越南華僑」之類的關鍵字，希望能找到更多線索——我不知道她的搜尋紀錄是什麼，但那無疑是尋根的證據。

訪談

我其實找越南華僑的資料找很久，想到就會找一下，之前我查越南村，才知道小時候常吃的美璟越南料理這麼有名。小時候沒有問爸爸，也覺得沒什麼特別。那時候我爸爸也跟我們一起住，都講台語。我爸好像會聽台語，不會講。那時候沒這麼多新住民，或可能有但我們不知道。可是有很多像我爸爸，從越南或印尼過來，他們沒跟國軍過來，是到了其他地方。那時候可以到其他地方的家境應該不錯，後來遇到越戰，所以轉回來台灣，這些都是我的猜測而已，我猜越南村也是政府安排，這方面的資料真的不多。我跟我爸大概相處到高中，之前每年都會回越南村一次，我也不知道那裡是越南村，後來查才知道。雖然我才去那家餐廳沒多久，但現在記憶力沒有以前好，記不得爺爺奶奶家路怎麼走了。

「用錢可以買到一份感情嗎？」

台灣閩南爸爸╳泰國華僑媽媽

尤士豪，1996年出生，19歲。

彰化和美鎮人，就讀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母親五十歲上下，父親將近六十歲，一家靠麵攤維生。兩個姊姊分別是二十三、二十四歲，士豪是么子也是長孫，頭髮染成咖啡色，瀏海有些微捲度，戴著pick項鍊，是個對髮型和搭配頗有心得的男孩。人很直率，對說出來的話不確定時，會一直笑呵呵的。酒量很好，據本人說，大一時宿舍裡隨時有兩瓶伏特加，想到的時候就揪室友或比較high的朋友到學生餐廳小酌。

採訪地點在新竹市交通大學小木屋鬆餅，很多大學都有小木屋，將來應該會成為許多大學生的青春回憶。新竹的強風名不虛傳，甚至一度吹落錄音筆。

士豪的母親叫阿秋，阿秋一家從雲南遷徙到緬甸，再到泰北，七個兄弟姊妹中，有兩個因愛滋病過世。相對曼谷的繁華，泰北的生活除了物資不足，還要面對疾病的侵襲。國高中時期，士豪一邊想著爸媽的婚姻，一邊關注移工，那時候就讀了《跨國灰姑娘》這本書。最近曾到原住民部落服務，是個充滿理想的音樂青年，和朋友組了Creamy Mood看心情樂團（https://www.facebook.com/creamymood/）。

訪談

我媽媽是緬甸華僑，身分證上這麼寫，但外婆家在她長大後都搬到泰國。他們其實都沒有身分證。我外婆最近身體不太好，因為沒泰國身分證沒辦法看醫生，我媽一直說，今年寒假要回泰國，帶我外婆去緬甸辦身分證，可是後來沒去，因為她今年長了子宮肌瘤在台灣開刀。

二十五六歲來台灣，我一直沒有跟我爸問到，他怎麼經由仲介過去相親。那時候我媽很好笑，在曼谷做成衣廠，回到泰北大谷地，那邊都是華人，所以也不用講泰語，外公外婆從雲南過去，講雲南話，外公很早就過世了，聽說是商人，但我不知道做什麼生意，應該是我媽十幾歲的時候，外公到中緬邊界打游擊戰那裡，就再也沒回來。

我外婆生了大舅、二舅，我媽是大女兒，還有三個妹妹，還有一個夭折，總共七個。靠種田養活他們，回去還有採芒果什麼。小時候印象很深，雲南話有句「阿爹嘛」，類似台語「阿娘喂」，還有combo爹嘛爹嘛爹嘛爹嘛，我學我媽，她就打我。（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