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創意寫作、臺灣文學、亞洲研究

文/陳又津

不管是讀者、編輯、行銷，其實都想問：「推薦人到底有沒有看過書稿？」

我曾經遵循大澤在昌的建議，有約必寫。等到新書出版的時候，第一時間檢查自己跟誰並列──這種感覺難道就是虛榮？至於本文早就讀過了，故事情節大概都知道，現在反而有時間細讀誰的推薦寫得好，琢磨下次怎麼切入。

從前作為讀者的自己，只要翻到本文就好了，無視推薦也沒差。有些推薦文只是把故事重講一次，像論文摘要，有的導讀則說這本書像某幾本經典，這種方式省力，但如果永遠只提那幾本，久了就像停止更新的軟體，凸顯最近沒讀書的破綻。

我什麼事情都覺得有意思，不推薦的書幾乎沒有。舉例來說，雖然有的書造勢盛大，讀完以後有點失望，但又覺得地才很好，地才教我的，比天才更多。地才敢說自己也不清楚的故事，這不也是一種好奇心嗎？沒想清楚就下筆，也不必全盤推翻，重新安排分場，內容稍微調整就好了。──這是我近期聽到最勵志的話了。

也有推薦人說：「常看到我推薦的人以為我很喜歡推薦，但我拒絕推薦的更多，只是書上不會寫我拒絕啊。」

這樣寫了一年發現，掛名推薦也好，專文作序也罷，讀一本書至少要三個工作天，寫一篇兩字上下的文章，也要三天，合起來就是一週，一字1-3元就算連拿到的贈書都賣掉，也很難支付這個禮拜的生活費。出版社的行銷費往往也只有幾千塊，要邀稿還要發宣傳品設計，也很難付出更高的代價。如果一個月下來推薦兩本，再加上其他約稿和專題企劃，很容易陷入無法專注寫書的惡性循環。

說到底，推薦文到底有沒有用？或許這才是出版人最關心的問題。

「如果你今年只讀一本書──」這種會激怒讀者的推薦，勸你最好不要，因為這句話很明顯覺得讀者沒有判斷能力，而且會讀書的人，通常是十本和零本的差異，沒人只買一本的啦。

但如果多找幾個人推薦，能夠多說服一個讀者，編輯和設計只好多花一些力氣在反正也要裁掉的書腰紙，希望這些努力值得。儘管大家都很清楚，推薦和書腰都不是重點，但現在已經到了連一個讀者都不能失去的境地。

有時候，問人怎麼遇到我的書，有人說在書店偶然翻到，有人是朋友推薦，也有幾個，是看了大叔的推薦序，這時候我深深感覺到，我預支了別人的讀者。推薦人確實擔負幫讀者發現新世界的責任。我要做的，就是把第一本書累積的信任，轉移到下一本，下一本再滾到下下一本──聽起來好像銀行複利一樣，總之，我現在明白背負房貸的心情了。

因為預支的好運和善意，我才得以開始。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只是別讓貸款壓垮了，如果連本金都沒有，那真的會破產喔。

我從抽屜裡挖出一台ipod，記不得多久沒用了，只是插線充電，螢幕亮起，我忽然想起好久以前的事，而且也終於可以回答，最近一次對談後，讀者提出的疑問：

「你什麼時候認同自己是少女？」

我是那種什麼事都要自己試一試，沒親眼見到老，就覺得自己說的年輕不徹底，總是到了觀光景點，才發現那些地方不去也沒關係──尤其最近景點都動盪不安，光是活著就很幸運。老了才發現，沒人想拍拍長了白頭髮的頭頂。老了以後，我決定乾脆不要長大，做個少女吧。

我有過一只皮手環，那是少女F送我的，聞起來有一種陌生的味道，我們在社團認識，一起辦活動，我這樣的人，竟然去參加康輔社，大概也是一種強行打開自己的努力。

很久以後我們在電話講起，她爸爸是機師，媽媽生病住在山上療養院，後來過世了。現在回想起來，這設定就像小說。我當時竟然有點羨慕她，可以這麼清晰地說明自己的狀況並不好，那時我父親也住安養院了，但要從國民政府撤退講到他中風住進安養院，這個故事實在太長，塞不進兩個高中女生對話的空隙。

我們最常聊的是音樂，小學五六年級，也有個女同學，我們都是合唱團，她爸爸畫電影看板，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畫看板是一種職業，她會從電話那一端，播放她喜歡的音樂許如芸之類，像個DJ放歌不說話。F送了我很多東西，除了手環，還有X-Japan的單曲CD，所以我們就算念不同學校、上不同的補習班，還是可以聽一樣的音樂，放學後約在西門街頭，要考試了就凹網友幫我們補習。

她練貝斯，還教我打鼓，鼓棒是黑色限量簽名版，每次練完一回，鼓棒就多了無數白痕，那是鼓棒被鈸刮傷落漆，難怪正常鼓棒都是木頭色，但我們不怕落漆，只怕自己練得不夠。我們練的是李心潔的〈自由〉，「說愛我/說愛我/難道你不再愛我/我的淚/滴下來/你從來不曾看過。」我的國語流行歌大概停留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一起看過《NaNa》這部漫畫，所以才總是穿著全黑的衣服和黑色口紅。

至於吉他手和鍵盤手是誰完全不記得了。

我知道了，那手環應該是因為怕洗手淋濕，每次都不辭辛勞拿下來，結果反而不見了。那時也約定了要上同一所大學，結果連地區都不同，也許努力見了一兩次面，我還會在宿舍聽耳機音樂睡著，就算知道這樣很傷耳朵。

ipod重新充電，一切都好好的，裡面還有X-Japan和椎名林檎，那時的隨身聽變成時光膠囊，現在大家都用手機聽了吧，也都用Youtube建立歌單了吧，或許會把連結開放給另一個人，或者一個人聽，只聽一邊耳機，另一個耳朵聽外面世界動靜，或留給，曾經一起聽著這首歌的少女。

如果沒有意外，阿財早就離開了台灣。

不過，奇蹟出現了——那是台灣才會出現的奇蹟。

＊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晚間，三重綜合運動場上跑步的、跳舞的、溜冰的孩子、練習花式調酒的年輕人，什麼人都有，這天晚上我和母親照常來到這座運動場散步，但在尋常風景之外，據說有另一個印尼華僑，他在這塊土地同樣生活了三十年之久。

兩個人拿著麥克風，三個人手上發送連署聲明，這就是了！

他們不放棄地向路過民眾解說，「支持蘆洲阿財生根台灣」，粉絲專頁說明來自印尼棉蘭的阿財，因為護照逾期將被遣送印尼，然而二十八年來他在台灣貢獻良多，連印尼話都忘了怎麼說，這些年的努力因為行政規定就要化為烏有。

「她也是印尼來的！」聯盟成員手指Lisa。年近三十的新住民Lisa和我母親聊著，來自印尼哪個島，來台灣幾年。

在旁邊害羞地發送連署書，上面的字一個都不認識，操著一口流利閩南語的男子，就是阿財本人。他不像運動人士那麼積極出擊，反而像不得已的直銷，等著別人把他叫來，提問，然後像怕犯錯的孩，做出最簡單的回答。

阿財穿著T恤和運動褲，身材精瘦、深邃的眼睛，講話時微微漏風，露出下排因為年紀而略有孔隙的牙齒，還有做工人常有的緬靦，但比誰都抬頭挺胸過生活。

阿財必須在一個月內，證明大眾支持他留在台灣，而且不能逃，否則就辜負了朋友出面責付。像阿財這樣沒有身分證、沒有保險、沒有戶口的人，就叫做黑戶。

＊

「我沒有身分證，但我沒做壞事。」

1987年，21歲的阿財來到台灣做工，半年後洗衣工廠關門，老闆跑了，阿財和同事都沒拿回護照，雖然擔心，但幸好工作也不需要護照，趕緊找份別的工作。遇到人，就說我沒做壞事，於是相安無事。2015年5月14日，阿財一如往常幫忙接鄰居的孩子放學，被管區警察逮了，這位警察強調，不管怎樣你先跟我回派出所一趟。結果，就像其他無證移工，關到三峽外國人收容所。

「你一定會被送回印尼。」「找誰都沒有用。」「律師也救不了你啦。」收容所人員笑著跟阿財說，因為他們看多了。

「這種事天天都有。」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莊惠玲說，相隔沒幾天也有印尼女性被遣返，情況跟阿財差不了多少。

但阿財是第一次被抓，他絕對不能放棄，這裡是他唯一的家。更糟的是，阿財在台灣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沒有兄弟姊妹，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裡。先後蘋果、中時地方記者到分局，採訪阿財，寫下這則無法成為頭條的新聞。

然後，奇蹟發生了。

第一個奇蹟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司法改革基金會的高榮志律師一邊吃早餐，一邊翻開報紙，角落標題為：印尼男滯台28年被逮 淚求「讓我留下來！」

新聞文末寫著：「希望能有人幫幫我，讓我留在這塊土地生活。」

週日，高榮志親自到三峽收容所，探視將於八月遣返的阿財，並替阿財委託另一位律師，兩人著手準備資料。幾天不見阿財的鄰居終於知道阿財被抓的消息，沒第二句話，當擔保人，保阿財出來。

而且，經過移民署調查入關記錄，阿財根本不叫阿財，那是做工的朋友隨口叫的，他的名字是Wong Tu Tjie（黃道志）。

第二個奇蹟

阿財不可能留在台灣。

護照逾期、無法依親、於法無據，就像收容所說的：連律師都救不了阿財，高榮志很清楚法律的限制，轉而聯合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拓寬法律邊界，而律師當下能做的，就是為阿財爭取時間。

「之前從來沒有律師找我們。」

阿財就像莊惠玲見過的許多案例，無一倖免遣返的命運。

但，民間力量就是因此存在。

不可能，就讓它變成可能。

阿財交保後，聯盟跟著回家，找尋有力證據，但阿財不擅言詞，只能靠聯盟自行挖掘。看見阿財床頭桌面一些照片，才知道阿財在沙崙、白沙灣擔任救生員十多年，救起二十多條人命，撈起五具屍體，阿財從沒提過這件事，只是覺得該做就做了。接著，阿財帶司改會的志工去海邊，想拍攝一些畫面，為接下來抗爭準備。但當時一起玩的朋友離開了，沒有人證指認阿財救起多少生命，那些活下來的人，也沒有跟阿財保持聯絡。牆上獎狀，是阿財參與團體組舉重的鐵證，但國術館結束營業之後，阿財放棄了這個興趣，只在家裡放了一些健身器材。

向來與阿財交好的阿伯們提到遣返的事，邊吃檳榔邊哭，「要不然買個機票讓他回來。」OOO真情流露，為阿財想這個份上，但國家的界線依然不會因此鬆動。

林小妹妹，從幼稚園到現在國中，常受阿財這個叔叔照顧，兩人感情深厚，即使記者言名不必拍照，小妹妹還是想為阿財盡一份心力，露臉表達支持阿財留下的心意。

阿財很好，就算是泰國來的也沒關係。幾個阿伯這樣打包票。

「你說你是泰國人嗎？」「沒有，我都講是印尼。」阿財不會說謊，也許是泰國移工的印象太深刻，讓這群阿伯沒聽清阿財的回答，也或許，他們不覺得泰國跟印尼有什麼差別，反正都是「外勞」。總之，他們不在乎阿財是哪裡來的，不在乎阿財叫什麼名字，他們在乎的，就是眼前這個每天相處的古意人。

就連蘆洲警察都跟「抓到」阿財的新手警察說，你抓他幹嘛，他在這裡幾十年了，抓外勞沒多少點數，要花時間寫跨部門報告，吃力不討好，但網路一旦送出去，就不能吃案，所以阿財回不來了。

看來，阿財認識的蘆洲在地人，可能跟里長不相上下。

2015年7月30日記者會當天，老人、爸爸、媽媽、孩子、鄰居、律師、民間團體挺身而出，證明阿財幫老人買便當、帶小孩放學回家、買衣服給街友、擔任海邊救生員，就像宮澤賢治〈不怕風雨〉詩的化身：

東邊若有生病的孩童／去照顧他的病／西方若有疲倦的母親／去幫她扛起稻桿／南邊如果有快去世的人／去告訴他：不要害怕

阿財可能不知道這首詩，但身體力行，大家希望移民署頒予特殊貢獻居留證，因為阿財確實做到了「對台灣民主、人權領域具有卓越貢獻，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一個藍領勞工，同樣能用二十多年的辛勤付出和努力，獲得別人的尊敬。

這是台灣最驕傲的人情味。

「但，這也是險招。」莊惠玲說，只要有一個污點，阿財及其他黑戶就會失去光環。若是阿財前例一開，是否每個黑戶都必須拿出「特殊貢獻」？如果無法達到這個標準，是否就不能留在台灣？

誰可以留在台灣，誰不可以留在台灣？又是由誰來決定？

反過來說，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對社會沒有直接的貢獻，是否就沒有台灣國民的資格？難道我們又要落入好人壞人的二元標準？

第三個奇蹟

記者會成功吸引社會關注後，立委林淑芬派人詢問阿財的案件，出面向內政部、外交部爭取權益。過去也有人向黑戶宣稱，只要繳交一定金額，便能處理這類問題，結果是詐騙這些弱勢家庭。有的黑戶去拜託民代或立委，結果無疾而終，「沒想到政府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看來，因此被騙的人不在少數，問阿財有沒有被騙，有沒有人說過能解決阿財的困境？

阿財說，怎麼可能會有人幫我？

一語道破黑戶的處境。

然而，記者會後24小時，網路反映民意，阿財獲得五萬多個按讚聲援、兩千多筆新聞轉發、數千條聲援留言。阿財不識字，但他學會留下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活的證據，颱風過後去公園搬樹，拜託路人拍照，寒流雨天受訪不但準時赴約，還用塑膠袋包著救生員照片和獎狀，一手雨傘，一手證物。甚至在筆者訪問過後，緊急來電問，最近有另一個記者來訪問我，可是你還沒發表，人家先發表了，會不會不好意思？

忽然，大家都知道了這個無妻無子，但對台灣極有貢獻的移民。

或許大家在這個印尼華僑身上，想起流亡藏人、泰緬孤軍、退伍老兵(華僑、僑生)的命運。那些人當年爭取的空間，為今天的阿財留下一條後路。

＊

2015年6月3日，台灣高等行政法院，林小妹妹聲淚俱下，拜託法院不要趕走帶她長大的叔叔。律師舉出林書豪、吳憶樺、陳舜臣、王貞治為例，證明阿財的華人血緣又長期居住蘆洲，只因為三十年前來到台灣，資訊封閉不如今日，遭雇主扣留證件，況且民國70年代末期，社會民風保守，不識字的阿財隻身在台，不知道任何管道，又怕語言不通被誤會、拘禁，就此滯留台灣。最後，也是法官最在意的關鍵：阿財不是單純來打工，要把錢帶回原鄉的移工，他的根，就在蘆洲。再說，印尼政府不要求阿財回國，領取台灣永久居留證不成問題，換成馬來西亞，阿財必定被當作馬國國民，沒有轉換國籍的機會。律師說，他接觸另一對馬來西亞夫婦至今不願公開黑戶身份、對簿公堂，就是這個原因。

莊惠玲說，如《一線之遙：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書中提及的許多案例，聯盟接觸的詹福春，讀書人，後來的工作相對中產，做事格外謹慎小心，也不會像阿財這樣無所畏懼。

「我沒做壞事。」

阿財因為一無所有，把一切攤在大太陽底下，再也沒什麼可以失去，反而贏得台灣人的疼惜。

經歷漫長等待，兩次跨部協調會，「定義阿財到底是哪裡人」。僑委會不願花力氣證明阿財的華僑身分、移民署不能違反先例，「從沒有逾期者，以特殊貢獻取得居留證」，最後，外交部去函印尼駐台辦事處，確認阿財到底是否保留印尼國籍，11月底移民署終於發文，阿財不必遣送印尼，雖不是「特殊貢獻居留證」，而是以專案、無國籍領取外僑居留證。儘管這個資格政府隨時可以收回，到時一切重頭再來，但這場「支持蘆洲阿財 生根台灣」的戰鬥，暫時告一段落。

一個人的家族

阿財回家了，回到蘆洲的家。

他獨居蘆洲，捷運三民高中站附近的老社區，四樓頂樓有整面的弧形窗戶，像辦公大樓一樣，可以看清附近地形，但窗戶玻璃破了一小孔，不知道破了多久。屋內東西不多，但都有歸位，不像是為了採訪特別收拾。客廳有些健身器材，房間是木板隔間，兩房一廳一衛的格局，本來一起住的洗衣工廠同事回南部之後，再也沒別的室友。如果回印尼有發展，阿財大概也回去了，但一切就跟都市更新、房屋改建一樣，能走的人都走了，留下的，都是走不掉的人。

阿財最近養了一缸魚，魚缸下方是遙控車和紙盒，這是以前玩飛鏢遊戲的獎品，但現在也壞了，成了擺飾。牆上有些重型機車和美女海報，陽台晒衣服，還有些塑膠花盆栽點綴。廚房中央打了一根樑柱，支撐補強結構，牆上有些壁癌和裂痕，阿財說房子狀況這麼差，除了他，房東大概也找不到人要租。

「不好意思啦，我家沒椅子。」阿財婉拒讓人來家裡採訪，但筆者和白刷刷拜訪這天，阿財採購了好幾張塑膠椅、折疊桌，還到淡水買桶仔雞，只是冬天結凍，拿去電鍋蒸了一下。阿財牙齒不好，吃米果有些勉強，但還是笑著收下這一點心意。

平常阿財靠朋友的介紹，做工、做模版，每天四處走動，問他怎麼認識人，他說經過樓下檳榔攤，跟人點頭，看久了就認識。這天到他家訪問，他騎的捷安特腳踏車是朋友賣給他的，上班通勤的機車也是朋友的名字。

有空，阿財喜歡去釣蝦、釣螃蟹，三不五時就分給朋友吃。2016年台灣人熱愛的選舉，阿財也沒缺席，他雖然不能投票，但這次被抓事件中幫他的立委當選，開票當天晚上，他比誰都開心，走進競選辦公室，驚喜立委竟然認得出他，謝票時還跑去揮舞旗子，也算是盡了一份心。

生活得自由自在，有滋有味。

但，生病的時候呢？

阿財多半是買成藥，真的拉肚子沒辦法，就到附近醫院，因為不識字，拜託朋友幫忙填資料，「吊點滴一下就好了。」

醫院有了阿財的資料，後來一個人去看病，自費也沒問題。至今，阿財數了數，吊了兩次點滴。現在阿財有了居留證，就有了健保，不然年紀漸長不免令人擔心。

九年前，阿財長姊過世，姊姊本來嫁到台西，後來跟姊夫到高雄，和姊夫同葬在高雄的軍人公墓，阿財每個月都會搭客運，替他們上香。至於阿財在印尼棉蘭的家，只知道老家被拆了，兄弟姊妹四散八方，也難以聯絡上，回去沒有任何意義。

死了怎麼辦？

就像《無緣社會》裡面寫的，阿財將會孤獨死去，無人送終，直到被鄰居發現，而姊姊和姊夫的骨灰再也無人聞問？

阿財說，「死了就死了啊。」

簡單、清楚、豁達。

目前台灣將近有八萬黑戶，各有原因躲著，遲遲不願站出來，可是阿財知道，自己能留下來，就是受了許多人的幫忙，一講到這些人，不管是記者、律師、社工，還是立委，就忍不住熱淚盈眶。

問阿財想不想娶妻生子，他害羞地說，沒緣分啦。然而在這將近700萬人口的雙北市，羅漢腳阿財跟在地的鄰居、老人、街友、媽媽、孩子締結了新的緣分，以「我沒做壞事」、「這沒什麼」的單純之心，和在地人攜手為後來的單身無證移民，創造了溫暖的台灣奇蹟。

小時候，不管是食品成分說明、用品文案標籤，還是書本最後的版權頁，都讓我覺得很神祕，尤其是出版社的地址電話、用紙、經銷商、出版日期，全部都是我不懂的專有名詞。

有一回，圖書館借來的亞森羅蘋被人寫上名字和電話，像早期的電話交友，看名字像男生，字不算難看，但是這留言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寫的，現在說不定是高中生，早就不做這種幼稚的事──但人應該為過去做的事付出代價，我立刻發揮國中女生的正義感，準備訓他一頓，用家裡電話打了過去。

「你好，我要找羅XX，請問他在家嗎？」

「他不在家，有什麼事嗎？」

電話那頭是個中年婦女，可能是他媽媽。沒想到這電話是真的，這下我忽然覺得自己像在惡作劇，慌忙掛掉電話。不過有陌生女生打電話，我看羅XX也是凶多吉少。如果當時接起來的是羅XX本人，後來的故事會不一樣嗎？

我可以理解，在頁面空白處寫下自己名字和電話──就像丟進海的瓶中信，希望在茫茫讀者中遇到另一個心靈。或許當時的我也不是生氣，反而是好奇，有誰跟我讀了同樣的一本書？

後來才知道，除了封面的作者，另一個神秘的職業叫做「編輯」。

從手寫稿變成一本書，就是編輯的工作。出版社裡面除了文字編輯，還有美術設計、行銷、印刷、業務、會計。這樣說來，編輯幾乎是紙上電影的導演。

「你的書是自己編的嗎？」

D社總編問我，果然被看出來了，作為編輯，我的程度不是很好。（作為作者，現在也不是頂尖的──我自己先承認好了。）我做編輯不到兩年，去新書會報也沒上過誠品博客來選書，頂多是香港誠品選書──這樣具體說明就知道我不是謙虛了吧。

「如果你說的編輯，不含發設計、排版、行銷的話──是我編的沒錯。」

後來我發現很多作者是自己寫文案、發設計、排活動，像日劇《重版出來》有編輯和作者商量大綱和分鏡，一開始在雜誌發表短篇，接著開長篇連載，後來結集出版單行本，好評不斷的話就重版出來（成功再刷）——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編輯已經過勞了。

翻譯書新手編輯如我的24小時是這樣的：通勤時間一小時，來回兩小時。早上十點到公司，六點半下班，我用第一個上班的代價，交換第一個下班的好感度，但下班打包的聲音實在太狂──出版社安靜起來，連你關機的聲音都會被聽到。老闆和主管還在工作，我竟然就要走了，於是使出金蟬脫殼術，只拿了錢包、手機、鑰匙就閃人。

同事在電梯口遇到一身輕裝的我，問候「要去吃飯啦？」而不是羨慕又悲傷的「要下班啦？」我也心安理得，廣義來說也真的是回家吃飯。比較尷尬的是，我這副模樣上班，在路上遇到同事，他們會用同情的眼神關懷我：「出來吃早餐啊？」看來，出版人在任何時間吃飯都不奇怪。

而且我還不時去領獎、去聲援、去開我家的都市更新公聽會，根本是個外務很多的編輯──但自從我發現領一輩子薪水，也買不起房子，就決定豁出去保護我家。但說真的，老闆好像沒差，她是愛書的少女，我把書做好就最重要，這些顧慮說到底，可能只是員工邪惡的慣性。

ｘ

如果能在日劇《重版出來》的興都館擔任編輯，我能像五百旗頭敬那麼有型、跟作者突破難關嗎？務實一點，至少像小熊黑澤心那樣不顧一切，追著作者跑好了！每次看著小熊跑步，感覺一定可以跑到終點，每一步都透過脊椎傳達到全身，但西裝底下的肌肉平衡收縮而不搖晃——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但大家隨便轉開日劇看看愛的大奔跑，或比較五百旗頭的跑姿，就可以發現小熊跑起來多麼摧枯拉朽。

扯遠了，五百旗頭我不行，小熊大概也無法，等等，我根本連像壬生那樣和作者心有靈犀高喊「孟買恆河」也沒有啊。

這樣點名一輪之後——只剩下毀人的魔鬼編輯安井了。新人到了安井手上就像消耗品，業主一句改成雙馬尾，前面畫的全部不能用，編輯安井不會替你說話——如果我們還相信「正式」和「出版」，到此對出版社和業界的一點信任也會消磨殆盡。

我會成為安井的。

離職的時候我還沒看過《重版出來》這部作品，但我可能沒有太多耐性跟作者交心，再說，作者會信任我這樣沒有實戰經驗的新手編輯嗎？程度不好的編輯如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想了解程度好的編輯，請直接翻開《天才》（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還有博客來Okapi專欄《編輯、邊急、鞭擊》。

現在我作為自由工作者，業主要什麼劇情就給什麼場面，讓他們以為自己主導一切好了。要雙馬尾，就追加變身畫面，後面再合理化雙馬尾，反正業主是外行人，他們不懂角色的心，只是不懂裝懂下指導棋，重要的始終都是，少女「為什麼」綁起雙馬尾吧！從頭改也不是不行，再給我一次訂金，我就當作沒前面這回事，或找別人畫吧。專業工作者是消耗品，業主也是。

但是，從來沒出版任何書籍的我，一定無論如何都想追求珍貴的「正式出版」，那也只能像東江絹一樣，畫完這次就不畫了——也許只是這個案子，也可能是一輩子。

但會寫的還是會寫啦，不接案子，做無關的工作，心中的故事還是會萌芽。同期的中田伯花了所有力氣出道，但能不能畫下去也是問題，畢竟讀者也只是把他當作消耗品，接下來一年、兩年、十年能畫出這麼強烈的作品嗎？東江絹儘管出道失利，多半也練成了案子成不成都沒差，活下去就是畫下去的無敵毅力，十年後未必不會捲土重來。

友人O君說，她在某本書看過村上春樹剛得群像新人獎之時，聽到自己被批評，心裡打算類似「出一本兩本沒辦法的話，出個十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國了吧！」

無論這個印象是不是真的，都很適合魔羯座。（如果有人知道這句話出處，也拜託跟我說，我要原句抄下來貼書桌！）不過那是出版的好時代，為新人冒險出一本書，出版社的負擔沒那麼大，現在發誓要出十本，也要編輯堅守崗位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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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說到這了，我當然要談談《重版出來》當中，我最在意的角色：沼田渡。

沼田四十歲了，在漫畫大師門下做助手有廿年，從小因為會畫漫畫受到肯定，年輕的時候也順利奪得新人獎，只是編輯不滿意他的原稿，於是沼田一邊做助手，一邊修改原稿，只是這一修，就修了廿年。

他在這個漫畫工作室看過無數新人出道，自己卻無緣發表、連載、出版，最後回鄉下老家去了。不是衣錦還鄉，也沒有發生「母病危速回」，連同人誌自費出版都沒有嘗試，但從另一個同輩中田伯閃閃發亮的眼神可以發現，沼田的作品很好，只是遇到不適合的編輯，便錯失了出版機會。

但出版以後，難道沼田就會一帆風順嗎？所有角色的遭遇都告訴我們：不可能。

我替沼田不甘心，不是因為他沒有出版，沒有多試幾次，而是大家都覺得他「不該」在首席助手這個位置，應該往前走，更往前走，但如果漫畫助手的薪資合理，沼田養得起自己，為什麼不能永遠留在這裡？

我們和沼田都被傳統的「漫畫家」想像給綁架了。沼田喜歡的，不是成為漫畫家的自己，而是現在這個在老師身邊、指揮助手，那個沈浸在漫畫一晃廿年的自己。

沼田是超高階的漫畫編輯，說到底作品不可能不經過編輯工作，無論有沒有實體的編輯職位，連網頁按鈕都有「編輯/Edit」功能。所以編輯如我等到底為什麼要抱歉、要心有不甘？我們確實做出了好東西，就算封面沒有我們的名字也無所謂。

沼田的廿年之夢，會不會是我十年後的寫照？當實體書越賣越差，書店一家一家倒，再刷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我沒有老家可以回去釀酒，那時候出版社不知道還剩多少？我重操編輯舊業的可能性既然不高，到時我會後悔這廿年的寫作嗎？但我現在多想跟沼田說：「你沒有輸，只是喜歡就夠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件事，你埋頭做了廿年也不厭倦，這不是熱愛，那什麼是熱愛？

喜歡漫畫、被漫畫圍繞——還有比這更幸福的事嗎？一定要像中田那樣，連編輯買好的超商便當都不吃，才是真正的漫畫家嗎？

沼田若是生在更好的出版黃金時代，很快就能上場，遇到採訪或得獎場合，只要笑笑回答，「我只是喜歡，然後就畫了。」現在他離開了，我卻覺得再等一陣子，漫畫之神會還我一個五十嵐大介吧？五十嵐在人生第一次結束連載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稿約，後來開始種植作物——這樣就不必花錢買菜了，朝向根本的解決之道。

將來的事會怎麼樣呢？也許沼田就安靜釀酒，沒人知道這個從城市回來的男人做過什麼，也許有人記得他小時候很會畫畫，如果小時候的玩伴沒走光。也許他會畫本釀酒的漫畫，也許不會。——大不了，回來做首席助手就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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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作者，不知道為什麼，幾乎都是研究所碩士畢業，這些人的小說不見得多有趣，但可以省去很多編輯工夫，這是我最近發現的殘酷事實。

我做編輯那些日子，傍晚六點半下班到十點這段時間，我必須完成通勤、跑步、吃飯、洗澡的任務，那陣子我還跑了半程馬拉松，因為如果沒有每天跑，脊椎會痛得無法坐下，物理治療無效，別說晚上十點到十二點的寫作，就算有了腹肌分散脊椎的壓力，眼睛的肌肉也不行了。

但我還是聽到了，世界上存在為作者盡心盡力的編輯，即使作者不符合自己出版社的方向，就介紹別的出版社，對自己的業績一點幫助也沒有。這樣的編輯是最初的伯樂，幾乎要讓人用全部的寫作生命報答。然而區區一本書的版稅了不起六萬（定價300*版稅10%*首刷2000），根本養不起一個作者，何況是常態性的編輯？

那就接活動和演講吧。

有作者與編輯對半拆帳，這時的編輯像是經紀人，聯絡好時間、地點、酬勞和交通方式，作者只要專心準備分享內容，但也有作者擔心，自己接活動不是那麼活躍，重心在學術，那編輯的經濟會不會太辛苦？如此一來，經紀人手上必須有夠多講者，不然台灣薪資凍漲的每小時1600元，哪來的閒錢給編輯？而且一旦脫離上班的節奏，放鳥或記錯時間是常有的事，沒有同事提醒果然有差。

最後，難道不能一邊編輯、一邊寫小說嗎？以我的情況，不能。

有的公司會監控螢幕，連臉書都沒機會上，出版社沒這麼誇張，況且通訊軟體本身就是聯繫工作的一環。但同樣都是word檔，滿布追蹤修訂的譯稿和全新的小說，看起來就是不一樣。所以我上班的時候，只求問心無愧，時間拿來處理稿件，如果做得不夠好，我也盡力了。在漫長的通勤時間，我常拿著紙條邊走邊寫小說片段，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在背英文單字。寫長篇小說真的太虧了，任職保險公司的卡夫卡確實過著常人無法想像的過勞生活——我說卡夫卡啊，你把遺稿託付給好朋友之前，應該先去運動的。

幸好後來我上班、得獎、補助通過，存款有了六個月的生活費，但我捨不得這個工作，可以遇見有趣的書，每個月都能確實地看到新書出版，還有善良的同事，穩定的收入，根本沒時間花錢──我更擔心的是，如果工作辭了，急用該怎麼辦？但是N君說，錢去賺就好了，就算丟了這份好工作，以後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但到不管有什麼壞工作，我都不會挑三揀四。

「你能真正寫東西的時間，只有媽媽健康的這段時間，也許三年，也許二十年，剩下的時間不多。」N君又說，「你是作家，不是編輯，世界上有很多編輯陳又津，但只有一個作家陳又津。」

我想我被N君這句話說服了，原來這是我一直想對自己說的話。

沒幾天，我就跟主管提辭職。

我是我媽的寶，我一直都知道。

小時候，我常常戴著瑪瑙手鐲，也戴過鯉魚形狀的玉佩，穿紅線繞脖子，聽說玉會隨著主人磁場改變，沒事就掏出玉佩來看看。還有刻了農曆生辰的生肖金鎖片，有陣子流行把金箔加進食物，我就把金鎖片放進嘴巴，有紅線綁著不怕吞進去，用舌頭感覺鎖片浮凸的牛和邊緣的花紋，金鎖片有一種鹹味，我以為這是999純金的味道，外面那些金箔都是騙人的，現在回想，那鹹味是我自己的汗。

瑪瑙手鐲在我打板擦的時候碎了，一塊塊撿回家。鯉魚玉佩比我更早撞上桌角，尾巴斷了。可跟我最久的金鎖片，敲不壞、打不爛，只是有點軟軟的，像是夏天的巧克力。這樣的金鎖片，竟然也消失了。這些小孩的護身符，我長大後全不知道哪裡去了，也想不起來最後一次佩戴是什麼時候。

每次東西壞了，就要到夜市買新的，好像這些東西替我阻擋原本的厄運。也確實，如果我記得手上和脖子戴的東西，玩的時候也會減輕力道，像個不那麼野的孩子。

逛夜市，是我媽的第凡內早餐，只是她沒穿著黑色小洋裝，沒人關心她穿什麼，結局總是跟小販老闆討價還價，便宜十塊也好，二十塊更好。這一切的努力，可能是她跟臺灣眾神不太熟，只好用夜市時尚保護孩子平安長大。

我也沒做過花童，唯一的邀請是餅店老闆問的，餅店老闆娘說，小孩來就好了，媽媽不用去，而且是，不准去。

「婚禮人那麼多，被湯燙到怎麼辦？」我媽到現在還在說。

「可能喜酒一桌幾萬塊，你吃了她划不來？」但哪有請花童，不請花童媽媽的道理？再說，我爸的紅包向來讓人賺到有剩，因為這些老兵到台灣，沒有父母也沒有手足，同鄉的兄弟，就是他的一切。

「我不要吃，只要看到小孩就好。」我媽說。

事情不是禮金這麼簡單。

那位老闆娘常說，我不是我爸的親生女兒，也許是我爸年紀太大，我媽來的地方太遠，那時候又沒有平價的DNA親子鑑定。我媽回得也俐落，「我知道你做什麼工作，也知道你的小孩都不是老闆親生的。」

現在我長大了，媽媽說，她所知道的是，老闆娘曾經從事風化業，孩子生了好幾個之後才跟老兵結婚。

這是兩個女人的交戰。

原來不只我家沒有親戚，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餅店老闆娘也沒有，就算有，可能也不相往來。所以找花童才會找到我身上。

當初媽媽選了一個沒有婆家的老兵結婚，但妯娌的猜忌，一樣沒少。

剛才，媽媽忽然想通老闆娘二十年前為什麼不准她去了：「會不會是看你可愛，想賣掉你，又不能讓我知道？」

我發現人做了媽媽以後，不但覺得全世界自己的孩子最可愛，也絕對不准孩子受到一點傷害。小孩是媽媽的寶，就算本來不是寶，也因為得來不易，養的時候更不容易，不是寶也變成了寶。數著一個月、一歲、五歲、十歲，就怕這個寶傷了、壞了、不見了，那樣的恐懼甚至在孩子長大以後，依然不會消失。

整理書櫃的第一步，所有書本封面朝上，從房間排列到客廳，再像逛舊書攤一樣，拿起想要的書。這時，原本毫無關連的書將重新建立關係，想起讀完的感覺、歷程和原因，而不是圖書館和書店那套世界文學、大眾小說或OO出版社。

在這裡的書，是我的「好朋友」、是「參考書目」、是「老兵研究」，或是「作者有病啊」，總在猶豫留不留的是「很厲害，雖然跟我的人生無關」。即使都是朋友，擠不進書櫃的時候，我就回到那個古典的命題：兩個人都溺水的時候，該救誰才好？雖然這場洪水根本是我自己引發的。

有一格只擺了三五本書，我稱為「神之區」，每到懷疑自己還是放棄寫作的關口，就拿起這幾本，因為已經看了很多次，再翻開只是確定：「還沒寫出這種書，我怎麼能放棄！」

這麼搬上搬下，不見得真的清出多少空間，東摳西省只是為了讓想買的書進來，就算我跟風買了覺得不妙，也可以平靜說，這不是我的菜，轉手賣掉。

小時候的我，只要看老師的推薦書單就放心了，到了不用寫讀書心得作業的年紀，就像進了傳統市場，不知道這把菜還是那把菜比較好。現在留在書架上的書，都經過幾次激烈競爭，忍不住想對它們說，這幾年辛苦了──希望我寫的書也能像這些書一樣，暫時，或永遠留在某人的書櫃。

這種作法也有失手的時候，有些書我賣的時候覺得沒收藏價值，想參考的時候不在手邊，才發現這本書的影響比我想的還深，買了第二次，從此不賣。至於那些早就沒看的經典，捐給圖書館，將來不怕借不到。

有的書懶得打包，我就送給演講遇到的朋友，記得我國高中時期每天平均同時讀五本書，角色類型完全相異，我卻為其中不約而同談到的概念詫異，折角也好、破損也罷──不管拿到什麼書都會很高興。

收納控如我，竟然漏了書腰這東西。

一開始，可能是被書腰某個句子吸引，停下腳步，看完整本書，卻忘了那最初的印象。出版社打的算盤則是，只要有一個人被書腰打動，其他九十九個人不喜歡也沒辦法，實在不喜歡，直接丟掉就好啦。聽到有人連書衣都丟掉，我才懂了這個道理。

以前的我，不知道書腰有任何意義，隨手丟進垃圾桶。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書腰是有學問的東西，但一時間不明白，便丟進內頁，久了那兩頁出現黃色霉斑。我可能不是討厭書腰，而是討厭無法輕易丟掉書腰的自己，除非我願意承認，自己不會再讀這些文法書、課本題庫、研究所的影印資料、人人掛在嘴邊的經典，不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後來我發現，每個人家中都會有這樣一個房間或角落，有人問起，就說那是我在外地念書的兒子，嫁出去的女兒，他們留下的雜物──好像只有透過物件，確定這個人的存在，但這些物品之所以在這裡，反而證明了它再也不被需要。

夏天還沒到，至少有三個主編離職。該不會是我命中帶衰，害了這些人吧。

首先是主編約了我和另一個作者小風吃飯，餐廳名字叫阿瑪迪斯。不過這個主編和打電話向我邀稿的主編不同，也就是說，把我找來根本不是現在主編的意思囉？

「因為他退休了——」

現在的主編說，從前他來人間副刊做工讀生，機車快遞還沒這麼普遍，編輯要去作者家拿稿子、跑腿，真的十萬火急也用過計程車。「那時的人間副刊，如果一連七天刊載某個作品，那人就算是成名了。」原來楊德昌電影的《恐怖分子》不是虛構，真的有人因為文學獎一夕成名。

去年才剛完成一整年連載的老大，是另一家文學雜誌的主編，說來我們高中就認識，只是網路約稿沒見過面，好久以後真的碰面，我都要研究所畢業了。老大知道下一屆週五專欄是我，便以過來人的身份說，要努力準備存稿，但是這樣時常伸出援手的主編，也在最近離職了。

第三個主編，給我一份「只要讀書」的工作，那天下午讀書小組喝了自製的濾掛式咖啡，冰涼的煮玉米，冷氣一如往常冷得要命，書稿比平常少，討論一下子就結束了。主編說，讀書小組必須暫停，如果有機會，一定會繼續下去。不久，收到主編離開的道別信。

我猜這多事之春早就開始了，農曆年後報社和雜誌內部重整，最後才通知我這樣分佈在外野的寫字工。同梯的讀書小組大哥笑嘻嘻說，我從來沒上過班喔，整個人穿著米色麻質西裝，氣質飄逸，還請我吃雙喜號蝦仁羹，我還沒機會請回去，這緣份就留在煮玉米了。

一整年的計畫，說沒就沒了——我現在的三少四壯集也從週五合併到週四，留下來的編輯說，我進這裡也不到兩年。

但我自己從來沒訂過報章雜誌，只記得小時候學爸爸那樣翻開報紙，看看別人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想到什麼事，絕對是上網鍵入關鍵字，如果不夠，就去找書。《壹週刊》是社區連鎖咖啡店必備的讀物，但現在咖啡店轉作翻桌率高的早午餐店，沒人在那翻雜誌了。

「我很久沒買書了，但在書店看到你的書，翻了幾頁就買下來。」

聽到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我特別珍惜，因為我知道，我們不再像我們的父母一樣閱讀報紙，也不會像長輩一樣翻看雜誌，甚至在打開同齡人的臉書時，發現那是完全相異的同溫層──

遇到一本書，擺在讀者前面，這是只有在實體書店，才會發生的事。這樣偶然的善意，多麼得來不易。下次我該問一下是哪家書店，因為那家書店也很可能走入歷史。

「看來，我們就是末代三少四壯集了。」小風說。

現在開始，每一篇都可能是最後一篇。

E導跟我第一次碰面就說：「你看起來是不吃虧的類型。」

糟糕，我看起來這麼難相處嗎？根據我奉行的「自由工作者三要素」（有才華、好相處、準時交）看來──既然人不好相處，那我一定是很有才華了。

雖然我闖蕩江湖沒幾年，但也真沒有寫白稿的經驗，最近發現，文字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被欠款的情況。話說別人寫過的文章不能抄，這是基本的工作道德，但別人吃過的虧，我不想再吃，也是很正常的事吧。

「你生日什麼時候？」

初次會面，做電影的大姊上網查詢我的命盤，生在魔羯座，差不多就拿到一半的信任，她腦中的魔羯座都有準時的特質，「而且你火星在天蠍，說一是一，不會隨便消失。」

「我都爽快退費，扣除當年稅額再還。」

天地明鑑，我真的沒賺到這筆編劇費，訂金來了又走，我也千百個不願意，而且一般公司都付得起這幾百塊的稅吧，何苦為難個體戶？當然有人說，你又還沒工作，我怎麼知道你寫得好不好？但是好不好是觀感問題，如果我真的寫了，至少付出勞力，頭期款就是我應得的，至於第二期如何，有待進一步觀察。倒是如果劇本寫好，結果案子不開了，我找誰討回這幾個月的時間？

於是我幫招搖撞騙投機客建了人渣資料庫，這些人總讓我在麥田旁邊的懸崖一直跑，對寫作懷抱夢想熱情的年輕人一直來，但是這樣也沒用，懸崖還是迷人得不得了，我勸過另一名自由工作者，跟他談合作的人名列我的人渣資料庫，我說，你快逃吧！

「可是他說沒人要幫他。」

沒人要幫他，事出必有因！這是我聽過最離奇的理由，但我相信他不會是最後一個受害者。不管他最後賠上了稿費還是尊嚴，還是兩者都是。我不相信才子可以怎樣，你有才華我也有啊，現在是厚臉皮大賽嗎？

「現在專職寫作的收入多少？」文學院教授問我，因為他的學生總問他這個他答不出來的問題，沒想到我能有這個機會為教授解答。

先說結論，23K。

王聰威在《作家日常》創造了虛擬一哥，出書、演講、評審和寫專欄，我的情況差不多就是那樣。我雖然有記帳，但最近報稅才知道自己拿的是稿費、薪資還是執行業務所得，而且記帳無法解決收入不清楚的問題，因為從完稿到銀行入帳有十天到三個月不等的空窗期，如果這段期間被跳票，可能連作者本人都不知道。有的單位當場給現金，但車馬費收據另補。更多人則是到了現場以後，發現酬勞少得可憐，甚至有受辱的感覺，欸，這種事不是一開始就要問了嗎？

後來，我得到了一件寶物：自由文字工作者的收入表格，三欄分別寫著文章標題、完稿日、入帳日，逐月列出。我終於知道自己這一年寫了什麼，要討債也知道找誰，或是哪篇文章寫了但沒得獎（收入是零）。

所以，如果有人一定要成為文字工作者，並且以此維生，可能要練就厚臉皮的技能，自己的債自己討！

我做編輯那一年，出版社加總編共五人，我旁邊坐著行銷，座位分成三列，我坐最前面，因為最資淺。旁邊坐著一直打電話、寫電子郵件和應付讀者的行銷。那時候我總覺得行銷這個工作好，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不像我只有漫長的譯稿，必須思考翻譯的句子和根本不認識的專有名詞，整天下來跟人一句話都沒說，所以換我寫邀稿信的時候，歡天喜地，覺得總算要遇到「作家」啦。

從著作和採訪推測「作家」的性格，打探聯絡方式，寫封我所能想像最恭敬又不卑屈的邀稿信，如果推薦文有稿費，就註明希望的字數、方向還有最重要的截稿日，如果只能贈書也要明寫，因為出版社真的很窮（當然我不會這樣寫啦）──除了靜候佳音，也沒別的事能做了。

編輯這份工作教我把事情盡量講清楚，所以我後來成為自由工作者，去開劇本製作會議，結果不講故事、角色和編劇酬勞，我就覺得奇怪了。更奇怪的是，這種事還不止發生一次。

交朋友閒聊我是無所謂啦，但聽到「我們這個一定會賺錢」這句話，就覺得好像遇到詐騙集團，因為生意沒有一定賺錢的，你這樣講，表示根本不知道錢會從哪裡來吧。創作沒有特別偉大，如果現在連最基本的勞動條件都不願意拿出來，將來還有什麼尊重可言？我不如回家寫臉書，娛樂自己和網友，省得經歷一次又一次毫無意義的修改，不必被嫌到一文不值，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最後沒有寫出自己真正愛的作品，也沒拿到錢，那就真的虧大了。

作者跟作品也往往兩回事。

A君看起來嚴肅，其實親切，B君開價奇高，願意收審定費但拒絕在書中任何地方提及他的名字，好像我會做出敗壞他名聲的書。無所謂啦，從封面、內頁到版權頁確定都沒有B君的名字，但我有生之年，絕對會記得這個名字。

尼爾・蓋曼說得對，自由工作者的珍貴之處就在於：有才華、好相處、準時交，不過不必三者均備，只做到其中兩項就行了。

「別人可以忍受你難相處，只要你的作品很好，而且準時完成。別人可以原諒你拖延，只要作品很好，而且他們喜歡你這個人。或者，你的作品也不必非常好，只要你準時交稿，而且聽你說話如沐春風。」

後來碰到雜誌編輯約稿，寫稿時間只有兩個禮拜，頂多不超過一個月，但不管對方從什麼角度發球過來，我都會想盡辦法打擊回去。儘快寫完，放著，截稿日之前提早交稿。

後來編輯寫信來道歉，因為稿擠，我的稿子延到下一期去了。

還好啦，我人生第一次寫專欄，就被總統就職的版面擠掉，編輯還說「我們很同情你」，但是別擔心，我甚至會寫好三篇，讓編輯慢慢當存稿，這種帥氣擊出安打的感覺才是我追求的。

喊到名字，得獎的少女上台致詞，説著就哽咽了。

「因為我覺得快要忘記阿公了──」

忽然間，我開始擔任文學獎的評審，一次、兩次，這是第五次了。

光是閱讀，看見有人亮出喜歡的名字，像溺水一樣緊抓別人寫過的句子，希望在黑暗的宇宙中看見另一顆星球的反光──我就忍不住心疼起來，過去的我也是這樣，所以現在來到評審的位置，竟然有點心虛。

「明明也是從文學獎一路殺過來，但我究竟站在什麼地方評論那些作品呢？」這兩年開始擔任評審的作者說。

啊，我在這條路上也是殺得鮮血淋漓。

但別人來擔任地獄守門人，我更不放心，我記得高中那年的決選會議，B老師說什麼我也忘了，但我記得第一輪圈選，只有他選我，然後我就毫無眷戀被刷掉了，會後老師把稿子留在場內，反正也要丟掉，我像撿到寶一樣，從畫線的句子和不甚清楚的註記，思考到底哪裡不對。

現在做了評審，才明白在評審喜好以外，還有另一套標準，而名次就是依照所謂的結構、語言、技巧等理論來判斷。

「好啦，別哭，我都看到了。」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文章，儘管有些文章明顯特別不完美，但我後來才明白，如果花時間繼續寫下去，缺點多大，優點就有多大──如果真能看見這缺點，並願意背負這個缺點走得那麼遠的話。

＊

文學獎創造了一個平台，讓評審在不知道作者名字的情況下，直面每一篇作品，但每個評審有不一樣的訓練，在意不同的事，所以挑出完全不同的作品也很正常。可是評審和作者的距離被文學獎這件事拉出來，評審的話語透過麥克風傳遞、甚至被記錄，作者通常沒機會回應，就直接消音。

沒辦法，這是遊戲規則。

如果真要討論作品，除了文學獎，創作課更適合大家互相漏氣求進步，那邊雖然也有「老師」，但同學作品才是主角。結果影響我最深的評語，不是來自評審，而是同在路上、寫出不完美文章的夥伴。

甲説起角色動機，乙説要拉高衝突，大家說起來頭頭是道，於是我照甲乙丙丁的方式做了，問題看起來是沒了，但原本的作品消失了，只留下了角色、動機和結構。這作品不見得不好，但是沒有特色。就像有時候的首獎一樣，OK，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也沒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來嘛，要創造獨一無二的作品，又要獲得大部分人的共識，聽起來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

「是哪裡不夠好呢？」

另一個得獎者私下來問，我想這下評審闖禍了。

如果在公開場合說「不喜歡這篇作品」，再透過麥克風與文字傳遞，作者若是第一次或剛開始參賽，就算得獎了，聽到這句話也會有遺憾。作者會想為什麼評審不喜歡，而不是找到這篇作品該有的樣子，沒想到這兩個方向根本是相反的。

對於阿公過世的人來說，這篇文章的意義在她書寫當下就完成了，獎項只是印證她的努力。但對於找尋定位的同學來說，這條路可能才剛開始，而文學的存在，不就是為這個糟糕的世界找到一個「夠好」的證明嗎？